首先,先阅读这篇报道,教师地震时不顾学生先跑被教育部取消从教资格。人民网通稿,各大媒体开始高调转载,网民们积攒压抑着多月的口水再次为范跑跑的解聘大肆而喷,这又是一场个人和体制的对话(原文观点)。只是不晓得,他现在需要是什么心情用以面对网络强势民意与国家体制的强制力。
之前分属两个对立派别的“挺范”与“倒范”,在和谐、统一、稳定的大环境下也净可以两派合一了,至少在上头的政策影响下,应保持“首要的正确”。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么几个疑问并且是自问自答:如果开除范跑跑能对中国教育教师的职业道德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就是能对他们职业素养的规范起到良好的督促作用的话,那么,我绝对支持开除范老师;反之,如果只是教育部在光亚学校学生家长的强烈要求下,顶着广大网民的压力,取消范美忠的教师资格的话,那么,我只能表示遗憾了。以开除范平息网民、当事人学生家属的强烈情绪,保持好一个所谓稳定和谐的好环境,这对体制对个人不仅起不到积极的补充管理措施以及教育个人的良好效果,还会对此后不断出现的类似结果埋下一个“恶因”的范例。这样的危害不知道教育部的二师弟们考虑过没有。
中国教育体制对待学生的戕害,韩寒同学已经说了太多,鲜有教师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这次一个范跑跑事件就使得中国教师被网民们置于一个众人要求的超人道德的环境中接受评判,我觉得十分不公平。
职业的神圣性并不代表个人道德需要被置于神圣的位置,加以闪光灯照耀。“神圣”只是职业行为的特殊所在,只是人们对于这类从业者一种常识性、习惯性的经验称谓。救死扶伤、传递知识、保家卫国,这都是职业一般要求的专业体现。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神圣职业”需要何种高道德要求,遵守何种高素养,问题在于我们更需要一种机制:犯错需要谅解并给予改正的机会,执行正确的行为需要被赞扬但并不是灌输教育的典型宣传。
延伸阅读:李秋水【我的老师和我希望的老师】
Update:12小时之后,我在梁文道老师的博客中看到这篇《除了「大局」,還要有歷史觀—–與余秋雨先生共勉》,恐怕“强烈要求,……顶住压力,……取消资格”这种态度算是站在文道所述的“大局观”下吧。晚上饭后,一直回想起《末代皇帝》中溥仪的一生遭遇,越想越觉得自己读过的《中国历史》,考过的《中国近现代史》,背过的《中国新闻史》像是一个莫名其妙不具体的符号,代表着某种大局观观照过的“历史”。我的疑问是,我们需要何种大局观?我们的历史观如何培养形成?我们是否需要寄期望于中国教育让每个人更为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
突然觉得,范老师如果成为小学教师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不辨是非的少年会更容易把范老师的不道德作为某种道德的模范加以模仿(性向恶就是这样习得的吧)。这样想来,范老师可以去从大学辅导员做起,一步步教导堕落了的大学生如何学会从争议中思考,如何“追寻有意义的生活”。
英雄教育也是典型教育的一种极端吧…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