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东东事件还没有出街、被媒体广为传播时,我和一个从初中就认识的朋友聊起“上访”这个话题,她以自己实习遇到的多次亲身经历向我反复强调:那些上访者脑子不是百分百的不正常,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有神经病。我可不接受她这种貌似“实践出真知”的观点,凭借从媒体上了解的几个案例,我向她解释支持上访者疯狂上访的动机何在。
或许在世界上谈论利益纠葛、立场务必鲜明的话题时,“屁股决定脑袋”论会让事情理解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她的立场与她所接受的职业教育思维训练是一致的:这会让政府与相关管理部门难办。那我说,你把访民的正常生活都打扰了,你把他们的合法权利都剥夺了,你还嫌他们上访麻烦,不好办,这是什么管理逻辑呢?我记得她当时回复说,只能依靠相关部门的强力打击,以维护好社会秩序。
高压之下,作为社会个体的人而言,他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会趋向极端化,这个应该是一个常识了。访民们漫漫上访路上,一级一级地向信访局投递信件、反复申诉、向关注他们的媒体与组织复印分发诉状,这些无非是通过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方法向上层叩求,求求主事者能够还一个公道。不能坚持的访民,在当局截访的围追堵截、托拉毒打之后失去信心,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必定是顽固的、病态的,因此在外人看来,他们每天的情绪状态会显得如同一个个精神病人。
坚持讨要一个公道,相信上一级的党和政府是开明的,能够为我们做主。这是访民的逻辑。如果在他们抱有如此坚强的信念还屡次碰壁,他们就会以极端方法来发泄隐忍多年的怨念与冤屈。
与访民不同的是,自焚者唐福珍是为了自己的私产,与单纯发泄不满还不一样,她或许还会这么想:可能无法照亮什么,可终归是和房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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