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更好的人
节前，听到来自朋友工作的坏消息，觉得这个节没啥念头了。
越来越觉得部分地市报在面对纸媒危机这个浪潮前，毫无畏惧。除了部分在我看来确有其自信理由的纸媒外，一些地市报表现出来的高涨情绪，令我诧异不已。
今天成立一个新媒体运营部，开发iPhone/iPad的纸媒阅读版本能聚集年轻读者群、取悦他们？在社交网络、微博客上，以媒体名义建立账户，只为发布媒体官网新闻报道的rss链接，这就叫革新？难道真要等那股大家都无法避免的浪潮挟裹，我们才知道：提供优良的内容质量、做好渠道发行、提高品牌认知，坚持底线与信念，承担促进信息自由流动与社会进步的义务，才是媒体生存与发展的要义。
看来，自己对机构的祛魅还远未结束。
文字是伟大的，但不只是发表在你们所认为的那张新闻纸上才具有意义。
走过龙溪小学校门，离这些出租车不远的街道，沿路都是烧烤摊，经过烤炉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每一家的烟味都一样，飘荡着孜然、鸡精混杂后被炙烤过的味道。当然，这要除了那家名字叫做“奥尔良烤翅”的摊子，他们的味道很特别，因为在它对面，有一个垃圾处理站。
很难说清楚，“奥尔良烤翅”烤出的鸡翅为什么香，它不过是我在学校吃过的BT烤翅的复刻版，但吃过之后，确实会想起那串奇异的名字——北丐五香翅、南帝孜然翅、东邪麻辣翅以及黯然销魂翅等等等等。
整个社区应该是以这个垃圾处理站闻名的吧，要不然搬家打车的时候，我说“到垃圾站”，司机就会乖乖地把车开到我家门口呢。
一到下午，白天收集垃圾的装填车就会开到这里，卸载、重新分类、打包再开到下一个地方。当夜晚这些装填车都停泊在路边时，你会发现那股你熟悉的味道，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你还会发现在这股腐败物质散发的臭味中，还存在一些闻起来相当美好的食物的味道。
我所住的这个小区里，地貌好像是建在山腰一样，进门是一段斜坡，斜坡左手边有个养老院，是居民楼改建的，从外面能看到养老院的客厅，每天只要我从这里爬上爬下，都会扭头观望几秒钟。有一次在午间，我看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对着护工大喊大叫，那种语气和声态是一个典型的上了年纪的老人所特有的。更多时候，我看到的是七八个老人围坐在电视机旁，安静地看着。
小区走进去，就能听到儿童的吵闹声和老师督促声，没错，这里还有一个幼儿园，也是打通了两间房子的隔墙改建而成。奇怪的是，我从来也没遇到过这些孩子被家长接送的场面。
客厅正对面的窗外是一个天然气站，说不清到底是加气站还是储气站，从一天到晚发出噪音来看，它肯定也不会是善类。想起南京爆炸案后，大家惊呼“国军”反攻终于来了，我很不情愿地看到国军反攻它们曾经的陪都。
新房很不错，客厅和饭厅以一种人为设置后的形态连在一起，目测后预计能容纳新闻系的学生搞轰趴，虽然实际情况会有一些摩肩接踵抑或擦臀触胸，但利于交流。厨房和卫生间是21世纪的标准型，大、宽，空间构造合理。两居室的地面都是木地板，采光充足，特别是夜晚，当你熟悉了黑暗时的房间构造，就能依靠窗外天然气站里反射而来的光，找到起夜的路。
对于还没有接通网络的新家来说，最让我吃惊的是，这栋楼里居然能够搜出13个无线热点，为什么不是惊喜呢，因为这13个热点中，我能打开的只有两个未加密的TP-link路由，最后能够连上互联网的只有一个，那还是要运气好的时候才行。
住过一段时间才知道，房子内的环境糟糕，自我净化能力差，昨天刚把电脑桌上的灰尘拭去，早晨起来就又厚厚一层。这几天遭遇秋后盛夏，家里的猫脱毛厉害，它们所到之处，上下跳跃、随地翻腾，都是白色细絮，且不说我的床我的衣物了。
猫本来是四只的，三小一大，搬家前后，陆续送走了瘦瘦、喽喽，相较于现在开始学会调皮的嘟嘟，我还是喜欢老猫——它们的妈。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猫的名字可不是我起的，我更喜欢叫他们老大老二老三。
猫以作窝为由占据我们的床是搬到新房里的事了。它们每天或蜷缩或舒展的姿态摊在床上，精力旺盛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它的主人是否需要足够安静的休息。好在我也能狠下心来，把它们轰出卧室，伴着空调冷风入睡，我想：让猫跟重庆的气温玩儿去吧。第二天开门就发现，小猫的鼻头红得跟樱桃一样了。
前《南方周末》高级记者，代表作：《举重冠军才力之死》；《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1）。
>这种文学性的报道，不是我做得好，而是中国媒体人做得太差。
>2001年，我在沈阳无所事事。大学我学的中文，毕业后在出版社和杂志社都干过，到了2001年，我想在家呆着，就在家呆着。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身上只剩下了一枚一元钱的硬币。
>后来有帮朋友要去北京，有人给我出了一张机票，我妈又给了点钱，我就跟他们一起到了北京（3）。到了北京总要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当时的《南方周末》有良知，专业，有才气传承，能跳出新闻的框框，更重要的是薪水相对算高（2），于是我开始做记者。
>《举重冠军之死》算是我的一篇重要稿件。当时我是在网上看到的才力死讯，这个人我以前就知道，当年破过记录，结果死在贫病交加中。后来，就有了这篇报道的雏形。才力生在沈阳，死在沈阳。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人。这样的前世界冠军，辽宁省体育局很多。才力生前有个看大门的工作，不算最惨的。
>《举重冠军之死》这种写法其实来自小说，茨威格和托尔斯泰都用过。我将它转移到新闻报道中，写才力的最后一天。我去采访，找到他的家人、同事、邻居和所有可能接触过他的人，尽力搜集一切能指向结局的细节。我还走了一边才力最后走过的那条路。
>这篇报道出来后我很久没去单位，因为正是“非典”期间。后来去了一次，见到同事们，才知道受到各种好评。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能写好。不过记者这个行业又让我知道，原来还可以得到别人的承认。
>我不喜欢记者这个职业，我无法从中得到太大满足。我的个性不喜欢到处和别人打交道。有时候采访有屈辱感，有的人——或者官大，或者钱多，或者无知都是没教养——会对记者态度恶劣。除了是个记者，我也会诱人的反应，我烦这种事。
>做采访也没什么太奇妙的技巧。首先《南方周末》是个好名头，可以挂着。然后和被采访人陈明利害，争取互相理解。另外告诉他“拒绝采访对你是件更坏的事，我是在给你一个客观陈述的机会”。
>把对坏人的采访放到最后。
>我做记者做了七年，后来离开了这个职业，又尝试过商业媒体，其实我也没什么选择，市场小，选择少。
>我还是想写小说。
>写小说，它是70分，我就很满足。别人给打85，我更加满足。做新闻，当然更重要，题材更刺激。譬如在地震中采访，上万个记者堆在那里，给人很大的压力，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可是写不出好东西，《南方周末》和自己的面子都不允许。这样写初的报道得到肯定，带来的成就感不长久，可能又半个小时的自我膨胀和整整一天的快感，然后又如何呢，灵魂始终在漂浮。
>我做记者，看到一条线索，首先产生的是职业敏感内心触动室在采访中慢慢出现的。
关于伦理和记者的职业操守，西方把它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习惯性地对记者进行伦理判断。譬如我们熟知的，凯文·卡特那张拍摄秃鹫与儿童，名为《饥饿的苏丹》的照片就曾引发了大规模的伦理争论。
>我个人的意见是，作为记者，我们一般不会遇到非常困难难以选择的状况，如果在泥石流中露出一张脸，是掏出相机拍照，还是马上伸手把他拉出来？这根本用不着讨论。《饥饿的苏丹》其实也是这样，可以马上去救助那个孩子，或者拍下照片后再救助，这个选择不是那么极端。
>我觉得记者要坚守的原则，就是美国新闻界的共识：在与重大公众利益无关的前提下，不得对被采访对象进行任何意义上的伤害。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对“重大公众利益”的界定。
>举例而言，加入在地震现场存在许多受难者家属，采访过程中其中一名感到痛苦，则不该继续进行追问，因为这无关公众利益。但如果是一座学校倒塌了，只存在唯一一名幸存者，那么尽管对方非常痛苦，我也会继续追问下去，因为他是唯一的目击证人，这是与公众利益相关的。
>记者常用的一句话是“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幕”，实际上我们在汶川地震中遇到的情况是，随时随地、每分每秒都在发生“永生难忘的一幕”，灾难来的突然、宏大，冲击过于强烈，所有人都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
>而当时，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陷在迟钝的心理状态中，对采访的反应非常一致——对他们进行的心理干预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效果，所有人都只是呆滞地一言不发地听着，毫无反应。我在采访前查阅了很多资料，了解到这种滞后的心理反应，如震后半年通常会发生的“结婚潮”和一年后会发生的“自杀潮”，我这个时候就非常担心。我目前进行的一个很小的采访会对幸存者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会不会影响他长期的心理，这是我没法预判的。
>我的处理方法是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一位男性幸存者，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和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幸存，这是我会有选择地问他一些问题，不问“你室什么感受”，，只问“当时发色很难干了什么事情”。又比如有一位女性幸存者，我们亲眼看到她女儿的遗体从医院中被推出来，她知道我们是记者，拿出手机给我们看女儿的录像，给我们讲女儿的事，这时我就什么都不问，只是听。在这种事情，安慰都是多余的。
>关系公众利益与否这条原则，对与娱乐记者和主持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娱乐本来就无关公众利益。在我看来，对名人隐私的刺探尺度划到不让对方反感这里，就可以了。比如现在对“兽兽采访门”的争论，其实无非是在满足公众的无聊。
>媒体工作就是螺丝钉，没有兴趣也要做。做这一行会受到各种借口以及来自身份的胁迫。譬如公共媒体的责任、良知、对于宏大主题的坚持等等。简单说来，记者绝对不能做的事包括编造、故意曲解、失实，当然还有收钱。必须做的事包括提供有价值的报道，除阅读之外，还要满足读者的知情权。
>2005年到现在，发生了好多事。矿难、洪水，各种各样。做完报道，还发不出去。黑色的情绪转交不到读者，就截流在自己这里，心里憋着无名火。
>希望每个想做记者的人事前要想好。在中国，人室一个不断被体制化的过程，能跳出来很难。记者这行，工作不轻松，挣不到什么钱，付出非常多，有些人难免会过度强调自己工作的崇高性，已达到心理平衡。
>我姥姥今年90岁。她每次见到我都问：“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啊？”——恍惚。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常态。
>我的小说今年秋冬出版。（采访 叶三）
【转载注】这是《Esquire》9月刊的“男人城邦”专题中的一篇文章，放在了“男人的职业准测”下，一同进入专题的职业人群像还有出版人，救援专家、安保员、医生等等（印象里好像没有律师）。有意思的是，郭敬明是以出版人身份接受Esquire访问。
GQ和Esquire是目前我所认为生活方式类与时尚类刊物里，专题做得最牛逼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
此文版权为《Esquire·时尚先生》所有。
【更新】：勘几个小误：
1、《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不是我写的，
2、我来北京不是跟朋友一起来的，
3、去南方周末工作并非“更重要的是薪水相对算高”，薪水是次要的。 ——李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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