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叙述时间跨度为2009年6月30日至2009年9月26日，此文写于2009年11月。】

一、《时代周报》与市场化媒体

知晓与进入《时代周报》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朋友的分享与推荐让我将去年初冬看到的那篇新生报纸的宣言联系在一起，那是《时代周报》的创刊词。在一个星期的期末考试周里，朋友推荐、我的自荐信寄出、电话联系、上门拜访，经过三次主城与学校间的来回，终于赢得一次只要“测试”通过就能进入实习的机会。

测试的题目与“重庆模式”有关，在金融危机全球弥漫的时代里，重庆首先从迷雾重重的危机中挣脱出来，在2009年前三个季度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中，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数字——超全国增速平均水平9%。为什么重庆在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这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程必忠交给我的题目。

一个通宵的忙碌，交出的解析材料不可谓不少，可自己始终觉得跨专业的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现象提出宏观与微观并具的剖析，这个题目实在让我一个文科生头疼不已。

答卷邮件回复之后，我和朋友再次乘车前往运营中心询问结果。很欣喜，我们顺利通过了这次测试，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满意我们的解答，以服务过南方报系的程老师看来，测试的题目一方面是觉得我们有可以再度提升的能力空间和可挖掘的闪光点，另一方面是接下来的一个任务与此次测试题目的内容有关。

搞定租房等一系列生活琐事之后，参加办公室第一次例会，通过程老师的介绍，认识了一起实习的同学和同事：五个实习生、两个项目经理及一位财经记者。例会后，我正式接下了一个星期的工作任务：跟随程老师进行“重庆模式”经济报道的采访，帮助邓老师做“直销江湖”系列报道的准备工作，其次还要兼顾由项目经理陈捷老师负责的旅游活动线路评选项目的策划文案。

朋友的任务要更为艰巨——他将要化身为“创业者”深入传销组织内部进行采访调查。

一个星期的任务安排下来之后，程老师不仅在做管理与任务完成进度的细化工作，他还在为那篇“重庆模式”的经济调查报道进行着准备安排，我在办公室里仔细核对即将用到的材料与报道牵涉到的点。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

7月6日，实习的第二个星期一，白天工作正常，晚上程老师召集开会，我们被告知，不能保证我们继续在运营中心实习。不仅如此，在这家报社工作的项目经理以及行政助理3个人也将会停止工作，追问原因，这次事件涉及到报社高层的决策。消息当头一棒，我们悻悻地离开办公室。

在停滞工作的一个星期里，实习生们无处可去，只能先到办公室打探消息；其他常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因为无事可做，并且急切关心自己将来的工作安排，也只能够和我们几个人实习生一起“朝九晚五”的等待。

解释的消息传过来并不是令人恍然大悟，程老师一点儿一点儿地给我们透露消息，让我们猜测西南运营中心遭遇被停止的种种可能性。众所周知不可抗拒的原因？报社资本投入与成本收回的不对等？高层权力的争夺与栽赃？无论怎么拼凑，我都不能建立完整的逻辑链条去分析运营中心停滞的原因。

不是当事人与也不曾收到事件核心信源的消息，但汇总外围信息，以传言的传播效果考据，此次事件的发生不能简单的被认定为一起媒体内部所发生的战略决策失误。

媒体内部的人事更迭、决策层的异动、媒体运营资本的核算再加上市场化媒体的竞争环境趋于日益恶化的局面，处于新闻报道内容的不完全竞争与广告经营的完全竞争之间，《时代周报》遭遇的尴尬是，它所提供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竞争对手《南方周末》同题作文，往往出彩的报道却是在新闻同质化的缝隙里“剑走偏锋”。而这家媒体创立至今短短九个月的时间，却想与竞争对手多年以来在人才储备、品牌影响和业界认同上形成的优势进行搏杀，这显然够不上威胁；据此，《时代周报》的目标读者群及媒体定位更关注高端读者，更在意具有相当消费水平与消费水准的社会中上层群体，“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句口号昭示着《时代周报》的价值观与竞争对手的明确分野。这或许可以被看作为新生媒体市场困境。——他们不得不把有限资源集中起来，为特定人群进行有效的服务。

媒体市场的越来越细分，目标读者群的定位越来越有针对性，这既是为降低市场化下媒体资源配置失误的风险，也是为了规避媒体气质同质化而丧失公众吸引力的无奈之举，我们也可以说是为了独树一帜。毕竟，《时代周报》不像成为第二个《南方周末》。

欣喜的是，《时代周报》一开始就很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是以建设者、参与者的身份进入这个“内容为王”的媒体市场参与竞争。

在这家媒体里，决策层、管理层、编委、记者，绝大多数的内容生产者都来自南方报业旗下的各个媒体。恍惚间，会觉得这是一个充满南方气质传统的媒体。与南方报业的“产地”一样，《时代周报》出生在广州，“它一出生就风华正茂”，总编辑宋繁银这样形容这张橙色新闻纸。

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的传媒业发展迅猛，市民报、都市报作为党报周末版的补充，一改日报板正僵硬的报道面孔，它的版面设计更活泼生动，它提供的内容更亲近市民、贴近生活，普通读者更青睐阅读充满这样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闻报道，但在当时这样的都市报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市场化媒体，但这股为市民办报，办最好都市报的风潮却为市场化媒体的到来提供了发展空间。

采编与经营完全分开，编辑部具有独立的采编意志而不受媒体的广告经营牵制，这是市场化媒体的核心定义。1996年底，《南方都市报》创刊，标志着市场化媒体进入主流语境。自南向北，媒体市场化的浪潮席卷全国，跨越两地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出品的《新京报》创刊；引资入股《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两年即收回高额成本，创造了中国传媒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媒体盈利最快的历史记录；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与云南出版集团采取资金入股，以占有51%股份的形式将《云南信息报》收归南方报业旗下，这为南方报业在占领西南地区的报业竞争中埋下一个伏笔。这一系列的大手笔都来源于市场经济环境中，越来越多的媒体大战开始以市场化发展的模式规律进行运作。

以西方媒体市场为未来的参考，可以想见，当媒体市场竞争越来越趋近于完全、饱和时，这场大战的胜负就不再决定于新闻纸的外部形象与内容生产如何，它可能更多的取决于维持其生存的资本有多少。市场化媒体也就会因为持续投入的资本无法转化为有针对性的竞争力而倒闭。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风起云涌的气势紧逼下，这样的案例也是比比皆是。

市场化的另外一种弊端就是媒体的资本与权力相互苟合，这样产生的危害不亚于以宣传代替新闻的大跃进时期，亩产万斤的谎言将农民拖入死亡的深渊。

这是我在《时代周报》时期实习，所观察与收获的一些东西。

二、宏观观察与民生新闻

真正在媒体报社里进行采编工作、发表新闻作品是进入《重庆日报》以后，这是程老师为我们安排的“后路”，我被分在工业与交通部，这是《重庆日报》改革部门编制前的经济二部，这个部门关注的是经济的宏观层面。

我的指导老师是一个已有5年从业经验的记者，他关注装备制造业、公共交通以及经委信息这一块，跟随他我有幸走访了驻渝的国有企业改制发展的状况，这与之前阅读吴晓波的中国企业史《激荡三十年》形成了经验的相互映射，这也是我所说的“对行业的了解从纸上的观感转换为行动力上的感悟”。

叙述一个采访经历更有说服力。

7月底，乘车跟随市委常委副市长马正其进行两天的企业走访，第一天到长安汽车。长安在重庆市的汽车制造业中属于翘楚者，在金融危机的风险尚未探底的情况下，还能继续扩大产能，争取创造80万台汽车的产量。装配车间的流水线上，源源不断的零件与发动机正在被工人组装到一块，一辆辆新车持续不断地开出厂区，不仅如此，他们的企业负责人还决定招聘一定数量的应届大学生以及劳务工进厂，以保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被运用到产能的扩张当中。在马正其副市长与企业各部门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董事长的一句建议词将我吸引住了。

他向马正其建议：能否在新厂区附近开辟一定规模的宅基地，吸引地产开发商到此投资开发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务工人群的租房问题，不再耗用太多时间往返于住处与工厂之间，能够提高劳动力的利用效率。

这个问题让我有所思考。

以往的国有企业发展中，企业的决策者都会把获得的额外资源利用到与主业无关的产业开发上。比如建起耗资巨大的企业医院，办起托儿所幼儿园甚至初中高中等学校。这样的多产业多领域建设开发已是国有企业对“做大做强”的一种误解，“多”不一定意味着竞争优势明显，而“强”却是需要企业精于对主业领域内自己既有优势发挥到极致的把握，这个简单的道理并不是每个企业负责人都能够清楚懂得的。尾大不掉，最后拖死整个企业的案例是中国企业史上出现最多的悲剧，史玉柱的巨人集团建设的那座亚洲第一高烂尾楼就是一个残酷的教训。

眼前这位董事长的思路让我不得不对他的对策鼓鼓掌。寄望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配作用，将企业无法承担的产业开发交给市场经济主导，这不仅让企业摆脱沉重的负担，解决了企业务工人员的住宿问题，间接提高了生产效率，也能为厂区周边产业的建设提供政策支持，这是一个具有“非常”市场经济头脑的人才会想出的方法。

虽然在此后的采写中，这段让我印象深刻的小插曲无法写入领导视察企业的新闻稿，但我觉得阅读取得的经验与实际经历，加上对这个现象的跟进思考，我将会更理解市场经济竞争中企业的生存逻辑，由此见微知著的对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深入的了解。

除了长安汽车，我还参与了与钢铁、水泵、造船、新能源、发电有关行业的采访，都是一系列新产品上市与新技术发布的消息稿件。我的指导老师不仅让我关注宏观层面的东西，我还几次受命独自调查采写民生新闻。

关于公交车刷卡、超速、违规拉客，出租车不开空调、甩客拒载，超市纸杯QS标识认证以及大学生家教调查的几条新闻就是自己用脚跑出来。

调查过程中隐瞒记者身份，采取迂回战术，首先利用消费者的身份套出有用信息，遇到侵犯消费者利益的交易行为时亮明身份，给予质疑、等待回应，然后再将这些记录下来，基本上以上步骤就构成我采写民生新闻的调查办法。当然，我也想直接朝受访人跑过去，话筒一伸问题一抛，就拿出采访本等着记录，经典的新闻采访理论课程中，都是教你如何在采访当中设置问题，没有教过如何寻找合适的受访人。每个记者都会有不同的方法寻找受访人，我的老师的建议很实际，不管是否与理论中的新闻伦理相冲突，坦诚的说，这几招确实好用。

三、家教中的大学生与“蚁族”

在日报实习中一共发表46篇稿件，大多数都是以消息形式发表，其中有一篇因为当周版面拥挤没有如期发表的通讯稿件，是我实习中采访所花时间最多、改稿次数最多、稿子篇幅最大的《大学生暑期家教调查》。指导老师的原意是找一个采访对象花一天时间进行跟踪，然后将其一天的活动记录下来，细节越多、故事性越强越好。

接到任务的时候正值重庆最热的7月中旬，当时我刚好才进日报，各方面还不是很熟悉，并且各个高校都早已放假，指导老师给我们提示了一条重要信息：寻找家教实践的大学生们一般都会小学附近或者书店门口逗留。我和一个实习生商量之后，决定先从解放碑的新华书店开始找起。

盛夏的重庆虽然很闷热，但新华书店门前的学生还是不少，我们围绕几个举着广告牌的学生绕了好几圈观察，都不敢先开口，因为怯生，采访工作一时无法展开。

找了一个木椅坐下，差不多准备了好一会，在采访本上写写涂涂弄了几个问题找准一对闲聊的学生就直接上了。当然，我们并没有立即表露自己身份，连跟踪采访的要求都没有提，我们就是打着社会实践的藉口与他们闲聊，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之后，正要开口提要求时，他们却以未能找到家教要回校的理由离开了。失望之余，只能奔往下一个寻访地点，我们去了沙坪坝的树人小学。

这次很顺利地找到了。一位来自重庆师范学院数学专业大二女生艾美，很热情地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我一开口她就答应下来。

接下来的跟踪采访比想象当中的还要顺利，我们不仅在现场记录了她与前来寻找家教的家长搭讪的过程，还有幸跟随她与她的同学进入一个家庭进行试讲。

第一次跟踪采访就能深入到一个家庭中进行，我觉得这样新闻实践不仅仅要记录一个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的一天，在一定程度上我还能反映出两个“生态环境”的变化：大学生生存的生态与家教市场生态。

在写稿中，我实际上也正是基于这个中心点进行写作，我的稿子不仅要有小的细节以展现活灵活现的生活图景，我还想把视野放大，在一个更为宽阔的社会图景中将两个生态联系起来。

初稿2700字，凌晨发到了指导老师信箱，第二天赶到报社，和指导老师面对面一字一句斟酌着修改，经过修改后的二稿970多字，传到了记者的稿件库等待审核上版，这时我才觉得是否应该为自己留一个更为琐碎的原貌。

而后，我修改了三次，从原稿的2700多字删改至语言简洁明了的1600多字，日报没有采用这篇稿子的一个月后，我修改了题目将它同步发到了我的个人博客和“一五一十部落”博客上。在“一五一十部落”博客上，编辑把它选为了当天的头条，评论不多但关注度不少。回过头再去看那篇东西，我始终觉得其中缺少一个什么东西。

大学生在未能被社会接纳之前，他们都会在假期选择家教或者其他什么实习，在社会中进行实践、历练，这样的逻辑延伸出家教市场的繁荣与大学生劳动力低廉已是社会现实。中国的高等院系扩招之后，这样的现实图景要更为壮阔、剧烈。

一本由众多80后同龄人参与的社会调查《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蚁族》的作品在10月初发表后，对扩招之后大学毕业生未来命运的思考越来越多的将我与这次跟踪采访联系起来。

如果我的采访对象在两年毕业之后还是出来做家教，她还在为对口专业工作奔波，如果她远离家庭愿意租住在主城某个不知名的街巷，那她就会成为一个还没有找到组织的“蚁族”。

美国战后的一代，从意识形态上摆脱了战争对处于国家之中的每个人泥潭般的拖曳，战后一代在几年之后的深刻社会变革中迅速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中国改革开放，紧张的社会气氛开始走向缓和，经济高速发展，年轻一代也在中国社会转型并轨时期就成为了一个无容忽视的群体。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一代；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

这是那本社会调查实录所给的“蚁族”定义，它还说：蚂蚁属群居动物，一个蚁穴里常常有成千上万只蚂蚁，这也与该群体在物理状态下呈现出聚居生活的特征相吻合。此外，蚂蚁很弱小，但若不给予其足够的重视，蚂蚁也会造成严重的灾害（如蚁灾），因此有人称蚂蚁为”弱小的强者”。蚂蚁这些特点与该群体弱势、低收入、不被人关注，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等方面极为相似。

调查者将大学毕业生与蚂蚁这一体型微小的动物进行形象对比，无非是想揭示这个群体将以社会问题般的存在，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次，这个群体希望能够得到实际帮助，而不是企及能够进入主流视野，得到正视。

“蚁族”，对于正面临毕业的我们来说，它或许离我们要更近一些。

后记：

最后，我要感谢程老师，是他的选择让我能够留下来目睹一家有理想的市场化媒体的运作，虽然最后没能够在报纸上留下什么，但我确信我的第一个实习机会是《时代周报》给予的；其次，要感谢任锐主任，她送给我一本我所喜爱的财经作家吴晓波，最近的一本新书《跌荡一百年》，她的馈赠会让我在新闻道路上的前进，更加信心百倍；最后要感谢鼓励我投简历的魏文青，在校内的媒体中我们不仅是同事还是好朋友，是她的鼓励让我勇于展现自己，得以获得机会。

还要感谢一同实习同事的实习生们，得以通过实习认识你们、建立友谊是我们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