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过去三天，我阅读了官方的两个通报和已刊出的大部分报道，它们的关注点集中在倾倒的铬渣废料是如何被发现、官方如何处理、后续工作将如何展开；有些细节，不论是官方通报还是媒体报道都没有交代。作为围观者，我根据官方通报和媒体已公开的报道梳理以下三个小点，或疑问或辟谣，算是我对此事件的文字整理。

【倾倒铬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根据曲靖陆良县官方微博通告、曲靖宣传部官员何华微博所言，非法倾倒铬渣发生于2011年5月28日，陆良和平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与贵州兴义三力燃料有限公司在未经环保部门许可同意的情况下，私自签订了铬渣供给合同。贵州兴义三力燃料有限公司雇佣的货车司机在运输途中擅自倾倒铬渣危险固体废弃物在麒麟区境内。2011年6月13日8时30分接群众通报，曲靖环保局和陆良环保局当即处置，至6月15日倾倒的铬渣已全部清运完毕。

换言之，曲靖官方所认定的铬渣倾倒事实是2011年5月28日发生的这一起。然而网络间流传的消息指称，陆良和平化工公司后门处有上万余吨的铬渣堆放点，而且此处的铬渣堆放点距离南盘江极近，关于这点，此前的官方处理通报里并无涉及。

8月15日中国广播网报道，称“陆良和平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内工人正在为28万多吨铬渣搭遮雨棚”，也就是说化工厂后门堆放着万余吨铬渣废料确有其事，并且在中广网的报道里，“该公司总经理汤再扬还介绍，这28万多吨铬渣是上一家公司自1989年开始至2003年生产后存留下来一直未能有效处理的”。

先不论此处28万吨铬渣废料是否已对距离堆放点十几米远的南盘江造成污染，为何曲靖官方所认定的司机擅自倾倒铬渣属于非法行为，而此处囤积的28万吨铬渣却略去不提其性质。这是我对此次事件最大的疑惑。

【5000吨铬渣倒在哪了，有没有直接倾倒于南盘江或水库中？】

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官方称“倾倒的铬渣散布于曲靖市麒麟区三宝镇、茨营乡、越州镇的山上，运输倾倒的铬渣废料有140余车(茨营乡1车、三宝镇40车、越州镇100余车)，共计5222.38吨”。

经过我与报道内容对比，通过谷歌地图找出疑似“三宝镇受污染的三宝镇张家营村委会黑煤沟的一处100立方米左右的积水潭”的地点，见下图：

图一：图中左处有自上而下的白线为杨家营村道路，密集处便为村中屋舍。

图二：标注点上方有一长条状土地色块为灰黑色的区域，疑似报道中所称的黑煤沟，标点斜下方是一个水塘，左边有块黄色紫色相间的区域，可能为废料堆弃点。坐标： 25°22’24.70″北，103°52’58.58″东

根据报道描述，其他两处地点大致位于越州镇和茨营乡的山上，见图所示：

图三：标注点1显示的倾倒点为越州镇对面的山头，下方沿G326国道（曲陆高速）往下是黄泥堡水库；在“100立方米的积水潭”和“黄泥堡水库”之间，我找到一个疑似为叉冲水库的水域。

综上所述，这5000余吨铬渣废料是分别散布于三个不同地点，其中越州镇倾倒车次最多，三宝镇次之，茨营乡仅为1车。6月12至6月17日期间，官方对污染源的处理应该是在这三个倾倒点展开的。

在报道中还提到经污染源渗透后的水域水质变化，“叉冲水库上游一处容积100立方米的积水潭，六价铬超正常值2000倍”，“叉冲水库内的六价铬含量最高时超过正常值200倍”等等。

如果前期排查和后续处理情况却如通报中所述，那官方称“铬渣未直接倒入南盘江和水库中”应是事实。

【铬渣废料致死37人？】

死亡数字最早见于此条微博，“06年至今铬渣常被雨水冲进附近水源，兴隆村癌症死亡病例已37例，农民说农作物死亡率也极高。”

图四：和平化工厂以及西桥工业园区内其他工厂都是沿江而建，图片放大后，可看到零星几个排污暗管。

根据谷歌地图搜索，此处所述“兴隆村”为陆良县小百户镇兴隆村，毗邻陆良县西桥工业园区，距离5000余吨铬渣废料最近的倾倒点有38多公里，而距离陆良和平化工厂却只有2公里。工业区集中了曲靖陆良6家磷肥和化工企业，和平化工公司厂房便驻于此。

根据南都2009年的珠江问源系列报道，曲靖市水文水资源局在西桥工业园区下游就不时检测到六价铬超标，最后查明是和平公司堆放到江边的铬渣，遇雨冲刷流进南盘江造成的。兴隆村村民说 ，和平公司在南盘江边的废渣，一下雨就冒黄水，淌到哪里就黄到哪里，牛也不敢放了。兴隆村村支部书记张自平还介绍道，村里近年癌症病人增多，他们不断向县里反映情况，县疾控中心专门派人来进行调查，结论是与附近工厂无关，主要是村民吃腌菜、饮酒等不良饮食习惯以及农药污染所致。

不知县疾控中心调查人员是如何作出“（致病原因）与附近工厂无关”的结论，调查人员似乎没有考虑到工业园区给兴隆村村民造成的特殊影响——生活在逐渐恶化的环境中自不必说，且不失有工厂三废的直接排放导致空气、土壤及地下水源受到污染，人体食入沉淀后的重金属元素，身体造成损伤，甚至细胞出现癌变。这些都在兴隆村村民身上缓慢地发生着。

表面上我们无法将37例癌症病患者的死因与和平化工公司堆放的铬渣废料直接联系，但就此作出与附近工厂无关的结论非常不严谨，此处致死原因存疑。

【结语】

根据目前所取得的信息，五千余吨的铬渣废料没有直接倾倒入南盘江和其他水域当中，但其影响也非常恶劣，比之更甚的应该是堆放在和平化工厂后门及其周围的28万余吨陈年铬渣废料，这是自1989年堆放至今的巨量污染源，无法第一时间运输，也无法进行及时处理，只能被动地做好防雨渗透、防风刮入江中的措施，建议曲靖官方对如何处理28万余吨的铬渣废料组织专项调研，这是曲靖官方处置铬渣面临的长期性难题。

我看到一种说法，“现代”始于1880年到1910年之间。“过去”意味着小国寡民，自然生活，“现代”则意味着政治、经济、科学的三头怪横行世界，这挺好，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现代”把人带入“系统”，活得像符号，这也是事实。那他妈的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好的文学，归根结底就是对这个不忿。说到本质，所谓二十世纪的“一流”作家，西方的，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对这一趋势作出强硬反应的作家。

简而言之：反对体制化，追求自由。

今天看完此篇鹏总回答王怜花的问题后有所感慨，写了这么一句：“体制化的过程就是融入流水线，成为其中之一颗钉帽，被人拧或者成为扳手拧别人”。是的，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拥有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幸福，即便我一事无成，也不想被人拧或者拧别人。

“被饭否和谐”还是“饭否被和谐”，这是一个并不舒服但却必须做的选择”

【正文】

饭否被封，在我看来是一个探究边界与试错的结果。我不知道王兴在运营它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但现在我知道，他重启饭否是因为他抱着做一款“自己喜欢的产品”这样的想法。在这个意义上，饭否的狂热追逐者与普通的微博客用户都有各自的理解，一边是赋予产品情感因素，另外一边只是简单的把产品当作工具使用，理解都没有错，大家求同存异。

想说说关于微博客的生存。大部分人都觉得微博客（可以泛指国内各种互联网服务）面临生存的挑战，直接原因是一些不安分的用户发布的时政信息。我不知道诸位的意识形态如何，也不想知道政治于你而言，是多大程度的厌恶与反感，但你不得不承认，你依然活在一个不能与政治彻底切割分离的社会，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恕不赘言。虽然我无法要求诸位对“政治不能与你分离”这个观点达成共识，但我们对一个能够产生自由流动信息的环境天生有好感，是不是？

决定饭否以及其他微博客生存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所谓“激进”用户发布的消息如何（那只是诱因），而在于这个互联网监管层对它是什么样的理解与应对。如果将一个互联网产品的存在与否，归罪于它的用户，我觉得是不是太草率了。

当下的现实（体制）造就了一个怪异的互联网文化底蕴，所有问题都指向了言论划界的模糊，没有明确且权威的法律释义，没有具体且公开的管理规范，一项产品在做前期规划时，甚至都要考虑会不会”被封“，带着这样的思维考虑产品或者想法，是不是太变态了。

饭否开饭的第一天，和一个朋友有过这样的讨论。他感慨：“饭否回来了，可是那样自由的社区，那样宽松的氛围，那些沉淀在数据里的人和事，还有那只最终倾覆在互联网风暴中的理想之舟，已经回不来了吧“。

我觉得他的感慨正是我想说的：为了生存它肯定要在言论方面做出某种程度上的妥协。审查自不必说，唯一可以纠结的是审查尺度，与各家门户微博的对照，饭否是否能坚持某种意义上的底线，我期待看到变化。

越来越觉得部分地市报在面对纸媒危机这个浪潮前，毫无畏惧。除了部分在我看来确有其自信理由的纸媒外，一些地市报表现出来的高涨情绪，令我诧异不已。

今天成立一个新媒体运营部，开发iPhone/iPad的纸媒阅读版本能聚集年轻读者群、取悦他们？在社交网络、微博客上，以媒体名义建立账户，只为发布媒体官网新闻报道的rss链接，这就叫革新？难道真要等那股大家都无法避免的浪潮挟裹，我们才知道：提供优良的内容质量、做好渠道发行、提高品牌认知，坚持底线与信念，承担促进信息自由流动与社会进步的义务，才是媒体生存与发展的要义。

看来，自己对机构的祛魅还远未结束。

文字是伟大的，但不只是发表在你们所认为的那张新闻纸上才具有意义。

走过龙溪小学校门，离这些出租车不远的街道，沿路都是烧烤摊，经过烤炉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每一家的烟味都一样，飘荡着孜然、鸡精混杂后被炙烤过的味道。当然，这要除了那家名字叫做“奥尔良烤翅”的摊子，他们的味道很特别，因为在它对面，有一个垃圾处理站。

很难说清楚，“奥尔良烤翅”烤出的鸡翅为什么香，它不过是我在学校吃过的BT烤翅的复刻版，但吃过之后，确实会想起那串奇异的名字——北丐五香翅、南帝孜然翅、东邪麻辣翅以及黯然销魂翅等等等等。

整个社区应该是以这个垃圾处理站闻名的吧，要不然搬家打车的时候，我说“到垃圾站”，司机就会乖乖地把车开到我家门口呢。

一到下午，白天收集垃圾的装填车就会开到这里，卸载、重新分类、打包再开到下一个地方。当夜晚这些装填车都停泊在路边时，你会发现那股你熟悉的味道，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你还会发现在这股腐败物质散发的臭味中，还存在一些闻起来相当美好的食物的味道。

我所住的这个小区里，地貌好像是建在山腰一样，进门是一段斜坡，斜坡左手边有个养老院，是居民楼改建的，从外面能看到养老院的客厅，每天只要我从这里爬上爬下，都会扭头观望几秒钟。有一次在午间，我看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对着护工大喊大叫，那种语气和声态是一个典型的上了年纪的老人所特有的。更多时候，我看到的是七八个老人围坐在电视机旁，安静地看着。

小区走进去，就能听到儿童的吵闹声和老师督促声，没错，这里还有一个幼儿园，也是打通了两间房子的隔墙改建而成。奇怪的是，我从来也没遇到过这些孩子被家长接送的场面。

客厅正对面的窗外是一个天然气站，说不清到底是加气站还是储气站，从一天到晚发出噪音来看，它肯定也不会是善类。想起南京爆炸案后，大家惊呼“国军”反攻终于来了，我很不情愿地看到国军反攻它们曾经的陪都。

新房很不错，客厅和饭厅以一种人为设置后的形态连在一起，目测后预计能容纳新闻系的学生搞轰趴，虽然实际情况会有一些摩肩接踵抑或擦臀触胸，但利于交流。厨房和卫生间是21世纪的标准型，大、宽，空间构造合理。两居室的地面都是木地板，采光充足，特别是夜晚，当你熟悉了黑暗时的房间构造，就能依靠窗外天然气站里反射而来的光，找到起夜的路。

对于还没有接通网络的新家来说，最让我吃惊的是，这栋楼里居然能够搜出13个无线热点，为什么不是惊喜呢，因为这13个热点中，我能打开的只有两个未加密的TP-link路由，最后能够连上互联网的只有一个，那还是要运气好的时候才行。

住过一段时间才知道，房子内的环境糟糕，自我净化能力差，昨天刚把电脑桌上的灰尘拭去，早晨起来就又厚厚一层。这几天遭遇秋后盛夏，家里的猫脱毛厉害，它们所到之处，上下跳跃、随地翻腾，都是白色细絮，且不说我的床我的衣物了。

猫本来是四只的，三小一大，搬家前后，陆续送走了瘦瘦、喽喽，相较于现在开始学会调皮的嘟嘟，我还是喜欢老猫——它们的妈。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猫的名字可不是我起的，我更喜欢叫他们老大老二老三。

猫以作窝为由占据我们的床是搬到新房里的事了。它们每天或蜷缩或舒展的姿态摊在床上，精力旺盛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它的主人是否需要足够安静的休息。好在我也能狠下心来，把它们轰出卧室，伴着空调冷风入睡，我想：让猫跟重庆的气温玩儿去吧。第二天开门就发现，小猫的鼻头红得跟樱桃一样了。

前《南方周末》高级记者，代表作：《举重冠军才力之死》；《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1）。

>这种文学性的报道，不是我做得好，而是中国媒体人做得太差。

>2001年，我在沈阳无所事事。大学我学的中文，毕业后在出版社和杂志社都干过，到了2001年，我想在家呆着，就在家呆着。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身上只剩下了一枚一元钱的硬币。

>后来有帮朋友要去北京，有人给我出了一张机票，我妈又给了点钱，我就跟他们一起到了北京（3）。到了北京总要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当时的《南方周末》有良知，专业，有才气传承，能跳出新闻的框框，更重要的是薪水相对算高（2），于是我开始做记者。

>《举重冠军之死》算是我的一篇重要稿件。当时我是在网上看到的才力死讯，这个人我以前就知道，当年破过记录，结果死在贫病交加中。后来，就有了这篇报道的雏形。才力生在沈阳，死在沈阳。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人。这样的前世界冠军，辽宁省体育局很多。才力生前有个看大门的工作，不算最惨的。

>《举重冠军之死》这种写法其实来自小说，茨威格和托尔斯泰都用过。我将它转移到新闻报道中，写才力的最后一天。我去采访，找到他的家人、同事、邻居和所有可能接触过他的人，尽力搜集一切能指向结局的细节。我还走了一边才力最后走过的那条路。

>这篇报道出来后我很久没去单位，因为正是“非典”期间。后来去了一次，见到同事们，才知道受到各种好评。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能写好。不过记者这个行业又让我知道，原来还可以得到别人的承认。

>我不喜欢记者这个职业，我无法从中得到太大满足。我的个性不喜欢到处和别人打交道。有时候采访有屈辱感，有的人——或者官大，或者钱多，或者无知都是没教养——会对记者态度恶劣。除了是个记者，我也会诱人的反应，我烦这种事。

>做采访也没什么太奇妙的技巧。首先《南方周末》是个好名头，可以挂着。然后和被采访人陈明利害，争取互相理解。另外告诉他“拒绝采访对你是件更坏的事，我是在给你一个客观陈述的机会”。

>把对坏人的采访放到最后。

>我做记者做了七年，后来离开了这个职业，又尝试过商业媒体，其实我也没什么选择，市场小，选择少。

>我还是想写小说。

>写小说，它是70分，我就很满足。别人给打85，我更加满足。做新闻，当然更重要，题材更刺激。譬如在地震中采访，上万个记者堆在那里，给人很大的压力，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可是写不出好东西，《南方周末》和自己的面子都不允许。这样写初的报道得到肯定，带来的成就感不长久，可能又半个小时的自我膨胀和整整一天的快感，然后又如何呢，灵魂始终在漂浮。

>我做记者，看到一条线索，首先产生的是职业敏感内心触动室在采访中慢慢出现的。

关于伦理和记者的职业操守，西方把它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习惯性地对记者进行伦理判断。譬如我们熟知的，凯文·卡特那张拍摄秃鹫与儿童，名为《饥饿的苏丹》的照片就曾引发了大规模的伦理争论。

>我个人的意见是，作为记者，我们一般不会遇到非常困难难以选择的状况，如果在泥石流中露出一张脸，是掏出相机拍照，还是马上伸手把他拉出来？这根本用不着讨论。《饥饿的苏丹》其实也是这样，可以马上去救助那个孩子，或者拍下照片后再救助，这个选择不是那么极端。

>我觉得记者要坚守的原则，就是美国新闻界的共识：在与重大公众利益无关的前提下，不得对被采访对象进行任何意义上的伤害。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对“重大公众利益”的界定。

>举例而言，加入在地震现场存在许多受难者家属，采访过程中其中一名感到痛苦，则不该继续进行追问，因为这无关公众利益。但如果是一座学校倒塌了，只存在唯一一名幸存者，那么尽管对方非常痛苦，我也会继续追问下去，因为他是唯一的目击证人，这是与公众利益相关的。

>记者常用的一句话是“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幕”，实际上我们在汶川地震中遇到的情况是，随时随地、每分每秒都在发生“永生难忘的一幕”，灾难来的突然、宏大，冲击过于强烈，所有人都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

>而当时，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陷在迟钝的心理状态中，对采访的反应非常一致——对他们进行的心理干预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效果，所有人都只是呆滞地一言不发地听着，毫无反应。我在采访前查阅了很多资料，了解到这种滞后的心理反应，如震后半年通常会发生的“结婚潮”和一年后会发生的“自杀潮”，我这个时候就非常担心。我目前进行的一个很小的采访会对幸存者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会不会影响他长期的心理，这是我没法预判的。

>我的处理方法是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一位男性幸存者，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和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幸存，这是我会有选择地问他一些问题，不问“你室什么感受”，，只问“当时发色很难干了什么事情”。又比如有一位女性幸存者，我们亲眼看到她女儿的遗体从医院中被推出来，她知道我们是记者，拿出手机给我们看女儿的录像，给我们讲女儿的事，这时我就什么都不问，只是听。在这种事情，安慰都是多余的。

>关系公众利益与否这条原则，对与娱乐记者和主持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娱乐本来就无关公众利益。在我看来，对名人隐私的刺探尺度划到不让对方反感这里，就可以了。比如现在对“兽兽采访门”的争论，其实无非是在满足公众的无聊。

>媒体工作就是螺丝钉，没有兴趣也要做。做这一行会受到各种借口以及来自身份的胁迫。譬如公共媒体的责任、良知、对于宏大主题的坚持等等。简单说来，记者绝对不能做的事包括编造、故意曲解、失实，当然还有收钱。必须做的事包括提供有价值的报道，除阅读之外，还要满足读者的知情权。

>2005年到现在，发生了好多事。矿难、洪水，各种各样。做完报道，还发不出去。黑色的情绪转交不到读者，就截流在自己这里，心里憋着无名火。

>希望每个想做记者的人事前要想好。在中国，人室一个不断被体制化的过程，能跳出来很难。记者这行，工作不轻松，挣不到什么钱，付出非常多，有些人难免会过度强调自己工作的崇高性，已达到心理平衡。

>我姥姥今年90岁。她每次见到我都问：“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啊？”——恍惚。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常态。

>我的小说今年秋冬出版。（采访 叶三）

【转载注】这是《Esquire》9月刊的“男人城邦”专题中的一篇文章，放在了“男人的职业准测”下，一同进入专题的职业人群像还有出版人，救援专家、安保员、医生等等（印象里好像没有律师）。有意思的是，郭敬明是以出版人身份接受Esquire访问。

GQ和Esquire是目前我所认为生活方式类与时尚类刊物里，专题做得最牛逼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

此文版权为《Esquire·时尚先生》所有。

【更新】：勘几个小误：

微博上的老师说，这张是中国表情。

在面对国家机器的大多数时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表情都是如此。

早上去某家信息数据分析公司应聘，自诩打字速度还不错，就应聘了一个信息录入员的职位，填写应聘表、复印学历证明、身份证之后，我被要求须通过一个打字测试，因我高中接受学校计算机普及教育的失败，未能学会五笔，因此向测试员要求，能否使用拼音输入，并且需要谷歌或搜狗输入法。

他说，拼音输入的话，你只能在智能ABC和微软拼音中选择一个，我无奈只有打开文档，用非常牛逼的智能ABC打一则旧报纸上的小消息，当我打到一百五十个字时，他让我停下，径直地在表上填到：打字速度30字/分。我看到这个就崩溃了。

回到行政部，我继续询问让我填表的一位女士，是不是公司的信息录入只能用智能ABC。

她说，公司什么规定，你就照章执行啊，你总不能让公司配合你吧。听完这一句，我用“我晕”两个字结束了询问，在她所给的两个岗位选择中考虑了10分钟，然后归还应聘须知、索回自己的个人应聘资料、致歉并离开了这家为本地政府部门做数据收集与录入业务的公司。实际上，我对这家公司在信息录入阶段，就对信息数据传输保密保持高度重视，是表示赞赏的，但禁止使用相对于Web1.0时期比较先进的产品，并以此理由，让我“配合”公司的业务开展，我表示无法接受。

事实上，我也知道，谷歌输入法的同步字库和“云输入”服务，是有向互联网上传数据的细节，这有可能导致数据泄密，但只要关闭同步帐号，取消“云输入”服务，这样的输入法使用起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采用“云输入“服务、关闭字库同步，就能基本上能解决泄密的可能，如果公司真是以数据安全为立本之基，那保密的措施就不单仅限于禁止使用相关输入法，它应该还有更高级别、更加严格的数据保护安全节点，按我的经验，录入与上传是分两个阶段的，前者在内网运行，而后者则需要在加密的状态下向数据库传输。

但离开时，我还想到一个细节。填写应聘表时，这家公司还需要我的家庭信息的详细条目，并在正式入职前（进入是实习期，还须7-10个月实习才能到转正的考核阶段），需到当地派出所开具”无犯罪记录书面证明“，当时我就SHIT了，你的招聘信息的适聘条件里，为何不加上CCP优先考虑呢？

内地某家企业与Google相比，你觉得哪家从企业道德方面能更好的为员工、用户及客户保护隐私，让我相信前者？Go Hell !

二

在新浪围脖上，看到金华老师转发的一张图片：

但我搜索之后，找到的原图却是这一张：

发现不同了么，WTF，图中的文字怎么一回事？这是我看到原图时，最想向转发这张图片的人问的一个问题。

图中“为人民服务”的文字存在是否，所传达出来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如果没有原图文字的解释，观者很容易根据自己的想象，虚拟出一个他们容易接受的“事实”，这种解读对于原图转发者的传播行为来说，伤害的终归是传播者本身辨别是非的能力。

在围脖上，我还说道，“微博客中，大多数看起来标题党式的，比较惊悚骇人的消息和图片，在传播过程中都出现了信息内容本身被人为扭曲、导致失真的情况发生。因为客观条件的局限(好大的一堵墙呐)，每个人参与查证变得非常繁琐甚至于困难。微博客的碎片化与信息实时性，也让关注者持续专注力下降，这种人为失真的信息即使被修正了，也难以达到被扭曲传播的覆盖面。”

这与方可成遇到的“南方报业亚克西”事件中的那张题图的后果是何其相似啊。

【附注】原图（点击进入原链接，须工具）

图示：

Photos 6 and 7: The People’s Police were “enforcing the law.” Victim of the torture is Cai Xiangdong, a follower of the Family Church. Location: Kongzhuang Township Police Station, Xiayi County, Henan Province. Time: around 11:00 pm on August 11, 2002. Violence perpetrators: Xie (56 years old), head of Kongzhuang Township Police Station, and three others.

Enlarged picture will show two policemen “immensely enjoying” the suffering of the victim!

《不能说的秘密》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没打好腹稿的科幻剧，通过一个可逆转滴人工虫洞——钢琴，两人在不同时空里的遭遇，结成的一份孽缘。

结尾看到那颗大金属球，我和魏老师不禁共想起鹏总的一篇专栏来（默契度不知道多少数值了）。那篇专栏的开头是这么表述一颗巨大的金属球是如何工作的：

“到了路口，他停下来看拆卸队的工作。巨大的金属球摆动到墙上，轻易地穿透了砖面，进入房间，懒洋洋地浏览着厨房和客厅。它碰到什么，什么就散了架，落了一地。白色的烟尘悄然而起。快到傍晚了，垃圾在不断扩大的拆毁区域里燃烧了起来。油漆像香一样冒烟。旧地板欣然地燃烧着——这是精疲力尽的物件的葬礼。六轮卡车正把拆掉的砖拖走，粉色、白色、绿色门做的脚手架被震得直抖。各种气体，混沌而刺眼，团团围住了正向新泽西州和西部开进的太阳。”

文本源自索尔·贝娄的《赫索格》，场景描写得怎么样，鄙人如我就不评价了（素养太次），但作为普通人，能想起拆迁队那些敲敲打打，黄博士写的这几个字，我却也喜欢得紧。

…………在半睡着里一点怨骂也没有，只觉得那个金属捶打的声音干净利落得很，一点不顾及情面，当然也不拖泥带水，锤下去沉实厚重，收声利索，完全没有不好意思，哐当每一声都要锤到地底一样，半睡着时听着那个连续的声音心中似乎只有一个词，残暴。从来没有对工地噪音这么宽容过。

关于文字的力量，我还想起鹏总引用海明威与谁谁的两句话，在这里我不引了。

今后也写一些真实、简洁、有力的句子。

一、《时代周报》与市场化媒体

知晓与进入《时代周报》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朋友的分享与推荐让我将去年初冬看到的那篇新生报纸的宣言联系在一起，那是《时代周报》的创刊词。在一个星期的期末考试周里，朋友推荐、我的自荐信寄出、电话联系、上门拜访，经过三次主城与学校间的来回，终于赢得一次只要“测试”通过就能进入实习的机会。

测试的题目与“重庆模式”有关，在金融危机全球弥漫的时代里，重庆首先从迷雾重重的危机中挣脱出来，在2009年前三个季度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中，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数字——超全国增速平均水平9%。为什么重庆在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这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程必忠交给我的题目。

一个通宵的忙碌，交出的解析材料不可谓不少，可自己始终觉得跨专业的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现象提出宏观与微观并具的剖析，这个题目实在让我一个文科生头疼不已。

答卷邮件回复之后，我和朋友再次乘车前往运营中心询问结果。很欣喜，我们顺利通过了这次测试，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满意我们的解答，以服务过南方报系的程老师看来，测试的题目一方面是觉得我们有可以再度提升的能力空间和可挖掘的闪光点，另一方面是接下来的一个任务与此次测试题目的内容有关。

搞定租房等一系列生活琐事之后，参加办公室第一次例会，通过程老师的介绍，认识了一起实习的同学和同事：五个实习生、两个项目经理及一位财经记者。例会后，我正式接下了一个星期的工作任务：跟随程老师进行“重庆模式”经济报道的采访，帮助邓老师做“直销江湖”系列报道的准备工作，其次还要兼顾由项目经理陈捷老师负责的旅游活动线路评选项目的策划文案。

朋友的任务要更为艰巨——他将要化身为“创业者”深入传销组织内部进行采访调查。

一个星期的任务安排下来之后，程老师不仅在做管理与任务完成进度的细化工作，他还在为那篇“重庆模式”的经济调查报道进行着准备安排，我在办公室里仔细核对即将用到的材料与报道牵涉到的点。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

7月6日，实习的第二个星期一，白天工作正常，晚上程老师召集开会，我们被告知，不能保证我们继续在运营中心实习。不仅如此，在这家报社工作的项目经理以及行政助理3个人也将会停止工作，追问原因，这次事件涉及到报社高层的决策。消息当头一棒，我们悻悻地离开办公室。

在停滞工作的一个星期里，实习生们无处可去，只能先到办公室打探消息；其他常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因为无事可做，并且急切关心自己将来的工作安排，也只能够和我们几个人实习生一起“朝九晚五”的等待。

解释的消息传过来并不是令人恍然大悟，程老师一点儿一点儿地给我们透露消息，让我们猜测西南运营中心遭遇被停止的种种可能性。众所周知不可抗拒的原因？报社资本投入与成本收回的不对等？高层权力的争夺与栽赃？无论怎么拼凑，我都不能建立完整的逻辑链条去分析运营中心停滞的原因。

不是当事人与也不曾收到事件核心信源的消息，但汇总外围信息，以传言的传播效果考据，此次事件的发生不能简单的被认定为一起媒体内部所发生的战略决策失误。

媒体内部的人事更迭、决策层的异动、媒体运营资本的核算再加上市场化媒体的竞争环境趋于日益恶化的局面，处于新闻报道内容的不完全竞争与广告经营的完全竞争之间，《时代周报》遭遇的尴尬是，它所提供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竞争对手《南方周末》同题作文，往往出彩的报道却是在新闻同质化的缝隙里“剑走偏锋”。而这家媒体创立至今短短九个月的时间，却想与竞争对手多年以来在人才储备、品牌影响和业界认同上形成的优势进行搏杀，这显然够不上威胁；据此，《时代周报》的目标读者群及媒体定位更关注高端读者，更在意具有相当消费水平与消费水准的社会中上层群体，“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句口号昭示着《时代周报》的价值观与竞争对手的明确分野。这或许可以被看作为新生媒体市场困境。——他们不得不把有限资源集中起来，为特定人群进行有效的服务。

媒体市场的越来越细分，目标读者群的定位越来越有针对性，这既是为降低市场化下媒体资源配置失误的风险，也是为了规避媒体气质同质化而丧失公众吸引力的无奈之举，我们也可以说是为了独树一帜。毕竟，《时代周报》不像成为第二个《南方周末》。

欣喜的是，《时代周报》一开始就很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是以建设者、参与者的身份进入这个“内容为王”的媒体市场参与竞争。

在这家媒体里，决策层、管理层、编委、记者，绝大多数的内容生产者都来自南方报业旗下的各个媒体。恍惚间，会觉得这是一个充满南方气质传统的媒体。与南方报业的“产地”一样，《时代周报》出生在广州，“它一出生就风华正茂”，总编辑宋繁银这样形容这张橙色新闻纸。

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的传媒业发展迅猛，市民报、都市报作为党报周末版的补充，一改日报板正僵硬的报道面孔，它的版面设计更活泼生动，它提供的内容更亲近市民、贴近生活，普通读者更青睐阅读充满这样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闻报道，但在当时这样的都市报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市场化媒体，但这股为市民办报，办最好都市报的风潮却为市场化媒体的到来提供了发展空间。

采编与经营完全分开，编辑部具有独立的采编意志而不受媒体的广告经营牵制，这是市场化媒体的核心定义。1996年底，《南方都市报》创刊，标志着市场化媒体进入主流语境。自南向北，媒体市场化的浪潮席卷全国，跨越两地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出品的《新京报》创刊；引资入股《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两年即收回高额成本，创造了中国传媒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媒体盈利最快的历史记录；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与云南出版集团采取资金入股，以占有51%股份的形式将《云南信息报》收归南方报业旗下，这为南方报业在占领西南地区的报业竞争中埋下一个伏笔。这一系列的大手笔都来源于市场经济环境中，越来越多的媒体大战开始以市场化发展的模式规律进行运作。

以西方媒体市场为未来的参考，可以想见，当媒体市场竞争越来越趋近于完全、饱和时，这场大战的胜负就不再决定于新闻纸的外部形象与内容生产如何，它可能更多的取决于维持其生存的资本有多少。市场化媒体也就会因为持续投入的资本无法转化为有针对性的竞争力而倒闭。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风起云涌的气势紧逼下，这样的案例也是比比皆是。

市场化的另外一种弊端就是媒体的资本与权力相互苟合，这样产生的危害不亚于以宣传代替新闻的大跃进时期，亩产万斤的谎言将农民拖入死亡的深渊。

这是我在《时代周报》时期实习，所观察与收获的一些东西。

二、宏观观察与民生新闻

真正在媒体报社里进行采编工作、发表新闻作品是进入《重庆日报》以后，这是程老师为我们安排的“后路”，我被分在工业与交通部，这是《重庆日报》改革部门编制前的经济二部，这个部门关注的是经济的宏观层面。

我的指导老师是一个已有5年从业经验的记者，他关注装备制造业、公共交通以及经委信息这一块，跟随他我有幸走访了驻渝的国有企业改制发展的状况，这与之前阅读吴晓波的中国企业史《激荡三十年》形成了经验的相互映射，这也是我所说的“对行业的了解从纸上的观感转换为行动力上的感悟”。

叙述一个采访经历更有说服力。

7月底，乘车跟随市委常委副市长马正其进行两天的企业走访，第一天到长安汽车。长安在重庆市的汽车制造业中属于翘楚者，在金融危机的风险尚未探底的情况下，还能继续扩大产能，争取创造80万台汽车的产量。装配车间的流水线上，源源不断的零件与发动机正在被工人组装到一块，一辆辆新车持续不断地开出厂区，不仅如此，他们的企业负责人还决定招聘一定数量的应届大学生以及劳务工进厂，以保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被运用到产能的扩张当中。在马正其副市长与企业各部门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董事长的一句建议词将我吸引住了。

他向马正其建议：能否在新厂区附近开辟一定规模的宅基地，吸引地产开发商到此投资开发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务工人群的租房问题，不再耗用太多时间往返于住处与工厂之间，能够提高劳动力的利用效率。

这个问题让我有所思考。

以往的国有企业发展中，企业的决策者都会把获得的额外资源利用到与主业无关的产业开发上。比如建起耗资巨大的企业医院，办起托儿所幼儿园甚至初中高中等学校。这样的多产业多领域建设开发已是国有企业对“做大做强”的一种误解，“多”不一定意味着竞争优势明显，而“强”却是需要企业精于对主业领域内自己既有优势发挥到极致的把握，这个简单的道理并不是每个企业负责人都能够清楚懂得的。尾大不掉，最后拖死整个企业的案例是中国企业史上出现最多的悲剧，史玉柱的巨人集团建设的那座亚洲第一高烂尾楼就是一个残酷的教训。

眼前这位董事长的思路让我不得不对他的对策鼓鼓掌。寄望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配作用，将企业无法承担的产业开发交给市场经济主导，这不仅让企业摆脱沉重的负担，解决了企业务工人员的住宿问题，间接提高了生产效率，也能为厂区周边产业的建设提供政策支持，这是一个具有“非常”市场经济头脑的人才会想出的方法。

虽然在此后的采写中，这段让我印象深刻的小插曲无法写入领导视察企业的新闻稿，但我觉得阅读取得的经验与实际经历，加上对这个现象的跟进思考，我将会更理解市场经济竞争中企业的生存逻辑，由此见微知著的对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深入的了解。

除了长安汽车，我还参与了与钢铁、水泵、造船、新能源、发电有关行业的采访，都是一系列新产品上市与新技术发布的消息稿件。我的指导老师不仅让我关注宏观层面的东西，我还几次受命独自调查采写民生新闻。

关于公交车刷卡、超速、违规拉客，出租车不开空调、甩客拒载，超市纸杯QS标识认证以及大学生家教调查的几条新闻就是自己用脚跑出来。

调查过程中隐瞒记者身份，采取迂回战术，首先利用消费者的身份套出有用信息，遇到侵犯消费者利益的交易行为时亮明身份，给予质疑、等待回应，然后再将这些记录下来，基本上以上步骤就构成我采写民生新闻的调查办法。当然，我也想直接朝受访人跑过去，话筒一伸问题一抛，就拿出采访本等着记录，经典的新闻采访理论课程中，都是教你如何在采访当中设置问题，没有教过如何寻找合适的受访人。每个记者都会有不同的方法寻找受访人，我的老师的建议很实际，不管是否与理论中的新闻伦理相冲突，坦诚的说，这几招确实好用。

三、家教中的大学生与“蚁族”

在日报实习中一共发表46篇稿件，大多数都是以消息形式发表，其中有一篇因为当周版面拥挤没有如期发表的通讯稿件，是我实习中采访所花时间最多、改稿次数最多、稿子篇幅最大的《大学生暑期家教调查》。指导老师的原意是找一个采访对象花一天时间进行跟踪，然后将其一天的活动记录下来，细节越多、故事性越强越好。

接到任务的时候正值重庆最热的7月中旬，当时我刚好才进日报，各方面还不是很熟悉，并且各个高校都早已放假，指导老师给我们提示了一条重要信息：寻找家教实践的大学生们一般都会小学附近或者书店门口逗留。我和一个实习生商量之后，决定先从解放碑的新华书店开始找起。

盛夏的重庆虽然很闷热，但新华书店门前的学生还是不少，我们围绕几个举着广告牌的学生绕了好几圈观察，都不敢先开口，因为怯生，采访工作一时无法展开。

找了一个木椅坐下，差不多准备了好一会，在采访本上写写涂涂弄了几个问题找准一对闲聊的学生就直接上了。当然，我们并没有立即表露自己身份，连跟踪采访的要求都没有提，我们就是打着社会实践的藉口与他们闲聊，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之后，正要开口提要求时，他们却以未能找到家教要回校的理由离开了。失望之余，只能奔往下一个寻访地点，我们去了沙坪坝的树人小学。

这次很顺利地找到了。一位来自重庆师范学院数学专业大二女生艾美，很热情地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我一开口她就答应下来。

接下来的跟踪采访比想象当中的还要顺利，我们不仅在现场记录了她与前来寻找家教的家长搭讪的过程，还有幸跟随她与她的同学进入一个家庭进行试讲。

第一次跟踪采访就能深入到一个家庭中进行，我觉得这样新闻实践不仅仅要记录一个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的一天，在一定程度上我还能反映出两个“生态环境”的变化：大学生生存的生态与家教市场生态。

在写稿中，我实际上也正是基于这个中心点进行写作，我的稿子不仅要有小的细节以展现活灵活现的生活图景，我还想把视野放大，在一个更为宽阔的社会图景中将两个生态联系起来。

初稿2700字，凌晨发到了指导老师信箱，第二天赶到报社，和指导老师面对面一字一句斟酌着修改，经过修改后的二稿970多字，传到了记者的稿件库等待审核上版，这时我才觉得是否应该为自己留一个更为琐碎的原貌。

而后，我修改了三次，从原稿的2700多字删改至语言简洁明了的1600多字，日报没有采用这篇稿子的一个月后，我修改了题目将它同步发到了我的个人博客和“一五一十部落”博客上。在“一五一十部落”博客上，编辑把它选为了当天的头条，评论不多但关注度不少。回过头再去看那篇东西，我始终觉得其中缺少一个什么东西。

大学生在未能被社会接纳之前，他们都会在假期选择家教或者其他什么实习，在社会中进行实践、历练，这样的逻辑延伸出家教市场的繁荣与大学生劳动力低廉已是社会现实。中国的高等院系扩招之后，这样的现实图景要更为壮阔、剧烈。

一本由众多80后同龄人参与的社会调查《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蚁族》的作品在10月初发表后，对扩招之后大学毕业生未来命运的思考越来越多的将我与这次跟踪采访联系起来。

如果我的采访对象在两年毕业之后还是出来做家教，她还在为对口专业工作奔波，如果她远离家庭愿意租住在主城某个不知名的街巷，那她就会成为一个还没有找到组织的“蚁族”。

美国战后的一代，从意识形态上摆脱了战争对处于国家之中的每个人泥潭般的拖曳，战后一代在几年之后的深刻社会变革中迅速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中国改革开放，紧张的社会气氛开始走向缓和，经济高速发展，年轻一代也在中国社会转型并轨时期就成为了一个无容忽视的群体。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一代；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

这是那本社会调查实录所给的“蚁族”定义，它还说：蚂蚁属群居动物，一个蚁穴里常常有成千上万只蚂蚁，这也与该群体在物理状态下呈现出聚居生活的特征相吻合。此外，蚂蚁很弱小，但若不给予其足够的重视，蚂蚁也会造成严重的灾害（如蚁灾），因此有人称蚂蚁为”弱小的强者”。蚂蚁这些特点与该群体弱势、低收入、不被人关注，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等方面极为相似。

调查者将大学毕业生与蚂蚁这一体型微小的动物进行形象对比，无非是想揭示这个群体将以社会问题般的存在，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次，这个群体希望能够得到实际帮助，而不是企及能够进入主流视野，得到正视。

“蚁族”，对于正面临毕业的我们来说，它或许离我们要更近一些。

后记：

最后，我要感谢程老师，是他的选择让我能够留下来目睹一家有理想的市场化媒体的运作，虽然最后没能够在报纸上留下什么，但我确信我的第一个实习机会是《时代周报》给予的；其次，要感谢任锐主任，她送给我一本我所喜爱的财经作家吴晓波，最近的一本新书《跌荡一百年》，她的馈赠会让我在新闻道路上的前进，更加信心百倍；最后要感谢鼓励我投简历的魏文青，在校内的媒体中我们不仅是同事还是好朋友，是她的鼓励让我勇于展现自己，得以获得机会。

还要感谢一同实习同事的实习生们，得以通过实习认识你们、建立友谊是我们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