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独家：中宣部开始新一轮“严打”媒体（快速点击进入，不保证存活）

连岳：可以叫江艺平老师        

最近通过零零碎碎的消息得知，新的一轮言论空间的紧缩已经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整肃似乎意味着2008年的重大事件所引起民众广泛讨论的社会议题，在下一年，不是高层所愿意看到的图景。在2008年最后一个月，我们硬生生地把改革中出现问题的责任嫁接给了媒体。

此时，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体现到你我他的生活当中了，不论是辛辛苦苦得迁徙3000公里，提前返乡为下一步的打工作计划的农民工兄弟姊妹，还是那些在年终期待“不降薪就是加薪”的公司小职员，甚至于那些研究每日最低生活所需能耗到极致的家庭主妇们，都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趋势下，追求自己的过活方式。小人物式的安身立命。

那这些被整肃的媒体呢？一个现实社会外部形象与内部环境极度不对称、社会问题如同麻花一般扭曲缠绕在一起。那些拥有正义与良知，理性与建设性的媒体不能在所遇到的复杂问题上向社会广泛的发声；不能向民众以清晰朴实的语言分析当前的社会状态，让他们了解到改革发展到那一部进程；不能用语言抚平曾经遭遇不义与不公对待的人们。当自大的民粹主义与自我膨胀的民族主义盛气腾腾，当悲观论调以及犬儒儒主义悄然渗透进一个本该健康成长的社会肌理时，守望者却被禁闭在一个只允许发出恭贺与颂歌声音的房间里。很难想象，这样的社会，未来会怎样。

对于我来说，对未来的预见就像预测明天的彩票中奖号码一样困难，可我只是想要听到一种来自远方带有希冀的呼唤的声音，看到站在悬崖边上为我招手示意绕路的人。

5月11日是世界第101个母亲节，西南大学育才学院1000多名学生组织参与了“千人拼图 申报世界吉尼斯纪录”歌颂巴渝大地好母亲——李伦芳大型活动。924名学生每人手持1平方米的喷绘KT板拼成了被成为“巴渝大地好母亲”李伦芳的脸画面。924平方米的脸画面占据操场的中心，另外700多名学生围成了4000多平方米的心形图口喊“感恩母亲，祝福母亲，回报母亲”的口号。 李伦芳母亲亲自到场，还在大型拼图的眼睛部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祝福。活动最后数百学生围住李伦芳母亲亲切交谈、索要签名、合影。

数万学生冒着36度的高温在活动现场口喊“感恩母亲，祝福母亲，回报母亲”的口号，将活动推向高潮。

另：消息图片均由《文渊阁》院刊执行主编许康平同学采写的，照片也放置在中国新闻图片网。

编后：这是学院在5月11日纪念母亲节搞得活动，场地(是否是一个符合标准的运动场还得商榷)中央是一个名叫李伦芳的拼图。重庆媒体给了她一个“最牛保姆”的称号，她的事迹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这里不再赘言。此前，5月4日，重庆媒体对这样一个事情报道了：

有“重庆最牛保姆”之称的李伦芳，昨日到重庆市江北一印刷厂车间查看自己的脸部照片，与一般的照片不一样的是，这张照片被放大了九万倍，并将制成面积达9000平方米的大拼版,在今年母亲节这天展出。(5月4日，《重庆晨报》)

因此，就有了今天的“千名大学生拼图颂巴渝大地好母亲 申报世界吉尼斯纪录”这项新闻策划活动。对于这个事情，驻扎网络的媒体早有评论。

《上海青年报》：有必要制作“全球最大母亲脸”吗？

《洛阳广播网》：制作“全球最大母亲脸”是对母亲情怀的异化

“个人原创时评”：老保姆奉献精神成厂家借机炒作卖点

这两条媒体评论和一条个人评论的观点出发点很主流，就是“华而不实，有形式主义的嫌疑，纪念节日的意义不大”。只不过这些能代表一些主流的批评意见。但是，我有个疑问：这样的“新闻策划”本质上到底是否属于事件炒作呢？在重庆这种媒体环境下，都市新闻的滥觞和严肃事件报道的缺乏，我仿佛又看到了张晓舟写的那篇《弄他！弄他！》。

另：正文绿色粗体、转载标题乃icarian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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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这是我3月29日在广东省人文学会演讲的订正稿.

我曾在相关报道发表后,在这个博客发了一个声明,同时说我将公布我的演讲原稿.

因为这个演讲事先没有取得我的同意,我认为这个题目是对境外学者介绍中国状态的,不适合国内知情者和一般听众,所以演讲兴致不高,有点东扯西拉.但我的基本观点是不会变的,不管对谁.在山西长治开会,XX部管阅评组的一个女处长在场,我也不隐瞒我的观点.

但那个速记的女子是圈外人,有些话她听不懂,权利意识她也记成全民意识.有些她干脆就没记.我的整理也只是订正速记稿.

鄢烈山：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到来，还有老远赶来的朋友。今天高战把我推到这里来我觉得很尴尬，因为确实不知道讲什么好。我最近讲过两次，一次是在汕头大学里面讲的，都是新闻系的学生，因此我讲的是基本概念，讲了为建设公民社会而写作，什么叫公民，什么叫公民社会，什么叫公民写作，都是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在香港中文大学是一个午间的讲演，是一个很小型的交流，主要是面对港台、美国来的一些学者介绍一下中国的言论环境，最近十年发展的状况。我们大家都是在国内生活，我也没有必要去介绍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针对性。但是已经通知我了，不来的话又对不起大家，所以非常不好意思。

    首先我说一说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大家进行交流。我今天的这个题目肯定是没有什么公共性的，但我们在座的有媒体的、有写作的，也有热心的读者，大家还是关心这一块的内容，都有一个兴趣，对言论自由怎么争取，我们怎么参与这个表达，有这样的一个追求，自己有一个判断，各人的想法可能不完全一样，大家希望能够互相沟通，我想这是今天的主要目的。同时，我确实没有研究，我跟同学们和学者们交流的时候，我说我不是做研究的，只能凭我自己的经历、个人感受谈一谈看法。在香港中大遇到一个学生，叫卢欢，写了一篇硕士论文，给我看。我觉得这个小女孩的理论基础、理论功底和研究的深度很不错。她先是讲哈贝马斯的理论，然后就中国的现实看问题，怎么分析判断，谈出自己的观点来，比国内特别是在职的硕士生强多了，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跟在职的研究生差不多，没有什么理论。我也没有什么准备，我是前天晚上才回来的，昨天又上了一天班，因此我按照在香港讲的内容大致来讲一讲。

                            一，

    “时评”的概念是什么？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我们现在这些写作者和编者常说的“时事评论”，是非常狭义的，其实它只是指新闻评论，就是追着新闻跑。大家看时评版，都是特别讲究时效，好象过了两天写的东西就没地方发了。这种评论是一种快餐，讲快速反应，这是现在的主要形式。

     再深一层的不是针对某个新闻事件发言，而是对当下的时政和社会文化现象发表看法，以专家、学者的长篇大论为主，当然这个长也长不到那里去。只是专家学者的身份，有那么一个专业的功底，也不是讲很专、很深的东西，因为毕竟是对大众讲话。其实，梁启超他们最早也是关注当下的时政，没有那么多的新闻报道，也没有什么可追的，因此这种时事评论是有深度的，提的问题是比较重大的。比如孙立平讲的断裂社会，重新建立“稳定观”，秦晖讲福利与自由，陈志武讲中国政府的规模有多大。我觉得那是全景性的观察分析的文章。都是比较有深度、比较宏观的时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现在更多的是体现在网络上的这种时评，这种时评是针对某一个新闻热点，或者自己经历过的某些事情来发表意见，这种时评本来应该更多地占主体地位，而我们现在只是在网络上占主体地位，但影响力并不占主体地位。为什么说这种评论应该占主体地位？我们看海外的媒体，他们的专栏作家是真正的专栏作家，不像我们的专栏作家是不固定的，而香港、美国的作家就是一个专栏给一个人，讲什么都可以，我昨天碰到谁、见到什么事都可以作为题材，那种东西其实可以拉近读者和作者的距离，又具有真切感，是扣紧当下，不是根据新闻事件，也不是很宏观的，其切入的角度是个体的经验，讲出来的东西可能有他自己深层的思考。我们这一期的《南方周末》有一个很短的来信，有一个记者跟他的朋友跑到“两会”上吃，代表吃的东西其实很丰富、很高级，但是这些代表很多都不去吃饭，因为很多人都去拉关系去了，因为很多是官员，那个也是现场版，也是一个评论。很多官员趁这个机会去和其他官员去沟通，一个省长去请一个处长吃饭去了，无非就是因为这个财权集中在上面，搞转移支付，大多数都是批项目、要钱等等。我觉得这些来自生活的东西应该占比较大的分量，这方面可能网络有一些，特别是博客里面会有一些，但因为它太散了，没有引起关注，因此它的传播效果就比较差一些。今后怎么把这一块做好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以上我讲了评论的三种方式，属于比较正常的状态，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有很多的空间。

                          二，

     为什么我们要谈近10年来，而不是18年来、30年来的时事评论发展状况？我觉得近10年来我们中国在评论的发展方面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应该说1997年是一个关节点。因为这一年的中共“十五大”，是1997年秋天开的，香港也是这一年回归的，这一年是邓小平去世，江泽民亲政。1998年的夏天发生了大洪水，军队抗灾，军民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到现在军队的声誉已有很大的变化，李云龙、许三多等这些军人形象不仅不会引起反感，而且会走红。

    还有从互联网来说，1995年5月中国创办了第一家互联网供应商，到了1999年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进入了快车道，都在1997年年前后。2000年联想公司想创立一个评论品牌，办的网叫FM365.com，当时搞了10个签约评论员，我是其中的一个，当时的薪酬比较高，大概一篇400到500元，那时候稿费标准很低，而他们开价很高，想作为一个全国的品牌来经营。2000年4月份起，到2001年5月份就搞不下去了，被停止了。然后搜狐网看到了这个经济增长点，有市场需要，有读者需要，就办了一个“搜狐视线”，然后“搜狐视线”又被停止了，又被砍头，当时刚好是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印象非常深刻。于是换了一个形式叫“搜狐星空”，那时候大家都看到了言论发展的态势，那是一种公众的需求。新浪网当时也想搞，看到这么有人气，也想搞，后来也搞不成。过程比较曲折，总的来说无论是联想，还是搜狐到新浪，都是看到了时评的人气，看到了这种社会需求。现在管死了民间这一块，只有官方的网站才能够首发，比如新华网、人民网、千龙网、南方网等等，后来好象每一个省都有一家政府网站，比如“浙江在线”什么的，每一个省都有一家，但很多省也放弃了这种首发权，不想惹麻烦，反正他也不想冒这个风险。有些商业性门户网站想冒一点风险，作为只有转载权的网站，它们想出了对策，与有首发权的网站合作。

    事实上时事评论还有很多的好东西，于是就在博客发表了，博客也是现在门户网站重点经营的推荐，让它得到关注，所以它也是一种言论，它进行社会批评，乃至进行时政批评。

    更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是《南方都市报》的创办。现在都市报是时评的主力军。《南方都市报》是1997年创办的。1997年开始办的时候是小规模的，像《羊城晚报》那样的模式，也写专栏，基本上还是比较重视人文这一块。现在的时评发展不是凭空而起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些像《羊城晚报》这样的报纸把评论进行个人化。过去只有“本报评论员”，后来就有了个人署名的评论，慢慢地就发展了现在的这些条件。到97年《南方都市报》兴起以后就有一个爆发性的发展。现在几乎是每一个都市报都有时评专栏，《南方都市报》有，《南方日报》也有，大家都在满足读者的需求，搞时评专栏。

    要提一下《中国青年报》，1998年11月初开了一个《冰点时评》专栏，而不是版。然后到了1999年10月1日就有一个“青年话题”专版。中国的媒体确实进入了卖观点的时代。新闻应该是两点，一个是时事报道，还有一个是卖观点的。在我们中国这一点特别重要，什么时候有一个新提法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什么时候官方又有了一个新的提法，民间提出来什么观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周瑞金3月17在《新京报》发表一个观点，他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次思想解放是确立了以生产力为标准，就是搞市场经济，第三次思想解放应该是还权于民，目的是达到还权于民，以前是还利于民，让利，而现在到了还权为民的时代，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观点。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新闻。当然这跟他过去的身份有一点关系，他是“皇甫平”之一，退休前是《人民日报》的一个副总编辑，副部级官员。实际上大家对这些都是很关心的。这是从10年来都市报、从网络、从整个社会的需求来看时评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时评是一个小概念，再大一点的就是我们的舆论环境，再更大一点是全社会的言论自由。如何评价这一个发展状态？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持一种一厢情愿或者诅咒的对立态度，有些人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表现在某些愤青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比较激烈的。“**功”发表的东西和共产党宣传干部的思维是同构的。他不尊重事实，瞎吹乱说。还有一种是咒诅。说他们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了退党潮，瞎扯，我怎么没感觉？一厢情愿的宣传。有人说这个环境越来越紧，总的来看这不符合事实。可能个人有这种感受，但是从全局来看应该不是这样。

    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是海外媒体的，也是朋友传给我的，标题是“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媒体的”。80年代在他看来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言论很自由，而现在中国新闻媒体的改革他认为是一个神话，这是基本观点。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客观，80年代的言论自由程度非常低，明显的标志就是动不动就“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人权”都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周扬、王若水这样老资格的人还在写为人道主义辩护，为人道主义正名，你说那时候好到哪里去？完全是瞎扯。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这几年我们出书很难，但是翻译的书是非常开放的，是自由主义的思想，翻译出来影响了我们的学者。基本上，不是那种直接反共的，你想翻什么就翻什么，没有人说你搞自由化，这是一方面。

    另外媒体的改革也绝对不是一个神话。当初的动机可能就是为了一个甩财政包袱，到现在只养活了少数的几家党报。中央的媒体《人民日报》是要全国订的，中央财政是要给它拨钱，一年一个亿或者几个亿；还有就是《光明日报》，要养活一批人。其他大多数的媒体都是自负盈亏的，像《南方日报》下面的子报都是自负盈亏，逼着你走市场化的道路，它是企业管理的方式。企业管理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必须要去迎合读者的需要，读者不买你的账你就死掉了，你再说也是白说，对于这些媒体老总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总之，我们评价言论自由的环境、评价新闻体制改革的好处坏处、进步到什么程度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

                                   三，

    我曾经向新闻系的学生说，写新闻时评，中国几十年来的榜样是梁启超，再就是王芸生他们这些人，他们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张季鸾、王芸生当时是纯粹以公民的立场来写作，不站在政府的那一边，也不站在共产党那一边，这种立场是可取的。还有就是雷蒙．阿隆，这个法国人他的名声在中国没有萨特大，他们两个的观点是对立的，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萨特在中国的影响那么大，提起来无人不知，可是像雷蒙．阿隆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就是一个报人，他一生写了4000多篇的社论，写了无数的专栏文章，在大学里面兼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是写时评的人榜样。他主张做一个“旁观的介入者”。我们要介入社会，因为我们是搞评论、搞报业的。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关心社会，应该是介入，但是你又要有一种冷静甚至是一种旁观的立场来看，不带感情，就像一个科学家研究某一个对象，你是研究动物、植物，研究细菌的，你不能带着感情来研究，应该是旁观的介入者的态度。再一个榜样就是《通往公民社会》的作者，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他是团结工会的精神领袖，一直在争取人权、争取自由、争取民主，后来当选了国会议员，却不当官了，回去继续办他的《选举日报》，这是一个纯粹的报人，是一个公民知识分子。他不是为了权势，他坐过5次牢，经历已经够曲折了，但是他也说，你不要仇恨官方，要警惕把官方妖魔化的同时，把自己天使化，不要用斗争哲学来看待问题。
当然我这样说也是有一定针对性的。我觉得我们评价任何一个事情都应该有一个客观、冷静的立场。我最近看到《南方人物周刊》上程益中的一个访谈，他说，我对现实的看法与个人的境遇关系不大，并不随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我觉得就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立场，这样处事才会比较冷静，表述才会比较客观。而且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非常复杂的，就党内来讲，有些“一二．九老人”，他们当初有些人的追求是很真诚的，他们经历了很多以后又回到了起点，人权还是要的，民主还是要的。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军队是最封闭的，可是军队的作家又是最开放的，像作家王朔、莫言、阎连科、学者王彬彬、新闻系最好的教授展江等等，他们都是从军队里面出来的，我们省人文学会的郝总也是从军队出来的，分析现实都应该有比较平和的心态和立场。

    我们要与“把一切归功于党和毛主席”的旧思维区别开来。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合力，这种合力有许多的方面。为什么我要提97年以后？因为它跟国际社会的压力、现代文明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秦晖和陈志武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时，都谈到了国际因素。陈志武谈到了制度模式，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有一个快速的发展，因为现在是自由贸易时代，把闭关锁国的很多障碍都打开了。当初英国如果没有炮舰就打不开中国的大门，而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个炮舰，这是自由贸易的因素。再一个是互联网因素，我们处在全球化的背景里。再一个是9.11以后，反恐给中国也带来了好处，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合作，美国没有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也想发展，也想加入国际社会。加入WTO，就必须要接受国际社会的批评，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则，不守规矩的时候，别人就要孤立你，自己的面子上就不好看。于是跟言论自由相关的，比如某一个人关进去以后，美国总统讲几句话可能就放出来了，作为一个交换的条件。还有一点是国内民众自己的争取。也不要把自己拔得太高，以为靠的是我们写评论的争取了言论自由，实际上是今天各个不同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发展起来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太石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太石村的农民们，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他们的本能。老太太的养老金都没了，就无法生活下去，她就必然要求查账。这种抗争最后的结果就是出了张德江提出了征地的“三条硬杠杠”，首先要先签协议，其次要按最高的限额来补偿，三是没到位的时候不准动工。另外还有一些民工去跳楼、拦路，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去抗争。这种抗争是一种社会的最基本的动力，他要求自己的权益受到保护。包括被拆迁的城市居民，社会矛盾激化，政府必须要让步，因此才讲和谐社会，讲减少社会矛盾。这种权利意识的崛起有出于本能的东西。当然我们的知识界、时评写作者在这里面也会有自己的贡献，我们不要太看轻自己，也不要太看重自己。你说完全没有作用那也不是事实，但就靠你的几篇文章煽动，这也是不对的。

    我前面说到出于市场化的利益驱动，媒体进行企业管理，就不得不迎合读者的需求，包括一些官员也利用民意和媒体宣传，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中国的官员也不傻，他也知道舆论的重要性，共产党就是靠这个起家的，他怎么不知道呢？我昨天上网看到很多人在骂汪洋书记在人大的讲话，说中国的民主成本低、效益高，苏格拉底就是民主投票搞死的，那些可能是内部讲话，但是登出来了，很多人臭骂一顿，觉得很失望。他的话有些可能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对中国集权制度的赞美确实是令人失望。事实上《南方周末》写解放思想的系列评论的时候也想到这一点，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的头上有“天花板”。地方官员能搞的都是很具体的事情，比如广东人应该加工资，汪洋说广州的水不好，我非常同意，他说要发展中小企业，就去找马云，说东莞的企业不转型就要被淘汰掉，我觉得确实说得非常好，符合广东的实际，也符合中国的发展趋势。这就是政治利益驱动迎合民意的。

                                  四
              
    我们作为写作者，作为媒体工作者，本身是应该要有自己的追求，这种追求就是要有良知，要有专业精神。这个良知也不是有道德优越感，基督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可能犯错误，人人的心中都有恶魔，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可以建立起自己最基本的良知，这种最基本的良知在这个时代是特别需要的，面对政治压力，你可能有很多说不出来的真话，但是你要坚持不说那种弥天大谎，至少不造谣，不去欺骗民众；面对市场诱惑，你不受老板、不受资本家大红包的诱惑去欺骗消费者，这是最底线的东西。小红包可能记者都拿过，比如到哪儿开一个会拿一两百块钱这很正常了，但是如果说编造假新闻，一个不好的产品你说得天花乱坠那就是有问题，那就是有道德缺陷。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做媒体的不完全归因于这个环境。我跟别人讲，广东不是因为省里哪一个领导多么开明才有南方报业集团，才有《南方都市报》。南方报业集团是广东的三大报业集团之一。一开始张德江对我们也抱以不信任的态度，但最后以南方报业为广东的骄傲。同样的环境里面，为什么湖南卫视做得很好，广东卫视做得并不是那么好？为什么广西师大、陕西师大的出版搞得那么好，我们广东出版社还比不上人家？这跟小环境有关系，跟某一个群体的追求有关系。大家有一种共同的追求，那些有追求的人就会投奔到一起来，因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从来不承认我们报业的发展是靠省里某一领导的开明，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
                                

                                  五

    中国大陆媒体发展的现状离不开我们对大环境的判断，对我们中国整个大环境状况的判断。我认为要是用传统的观点来评中国的现代，你说它是一个“盛世”，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我们中国2千多年来三个盛世，一个是文景之治，一个是贞观之治，还有康乾盛世，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如此，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也不打仗，肯定比前三个盛世都要超过，土匪比那时候要少得多。但是和我们愿望来比，和我们付出的机会成本来比，它远远达不到我们的希望。对环境的污染等所有的机会成本都非常高，和我们希望的那种有尊严比，远远没有达到我们要求的底数。我们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毫无疑问是一个前现代国家。中央党校出了一本书《攻坚：中共十七大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说到2040年可以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民主法治国家，到2040年即32年以后（我肯定是看不到了）才实现现代化，所以现在是一个前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有两个明显的标志，一个是警察国家，到处都是警察，警察的种类繁多，都是拿财政的钱养的，一个是官本位的等级制国家。

    在这样的大环境定位上，我们来看我们的时评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从官方来讲，他是从来没有放弃管控的，而且还没有这种趋势，不要指望他哪一天就开放。开放党禁报禁这是一厢情愿，我觉得这不太可能，所以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这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雪灾的报道，完全是承续了旧的模式，没有任何的长进，长进是微乎其微的。广东还有书记、市长说心里愧疚，北京有些家伙连愧疚都没有，铁道部、气象局的还得意洋洋，气象局的一点遗憾都没有，觉得做得非常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是英雄谱、表彰会、报告团那一套，一点长进都没有。

    现在民族主义的情绪特别强烈，而且像我这种人，原来对年轻人抱着一种很谦虚的态度，现在看来不见得了。我们过去上当上怕了，用骆爽的话来说，“每一个字都值得怀疑”，根本就不信它的话，所有宣传我们都带着一种质疑的态度，其实这也是现代社会公民应该有的态度，对官方的言论进行质疑。美国不允许官方办报纸，只允许对海外讲话，本土不应该有官方的声音，对官方本来就应该质疑。可是一涉及国家民族，央视报道出来，年轻人都相信。这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宣传的成效。但如果涉及到社会不公、官员腐败他们绝对是清醒的，把官员说得多好他们都不信。当然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一些宣传，《南方日报》上个星期做了一个版，叫做“新主旋律”，那些作者也接受采访了，就“新主旋律”举了很多的例子，歌颂军队、歌颂党的，只是在某些方面和过去有所突破，就是个性化、生活化这一方面把过去“高大全”的模式摒弃掉了，但是其根本、核心的东西还是歌颂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歌颂解放军。这些根本的东西，所谓核心的价值观是没变的，这叫“新主旋律”，非常走红。我想对这个走红也不能抱全盘否定的态度。《闯关东》把过去的周扒皮的地主形象颠覆掉了，主人公不是那种地主形象；男主角是义和团运动的反侵略英雄，非常讲义气，非常正直，包括后来去抗日。从排外和抗日这一角度来讲，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延续了旧的东西。官方的控制有它的成效，也有它的局限，有些方面是没有公信力的，失去了读者，《人民日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读者，都是靠公款养。

                                  六
                                  
    从理论上来讲，官方一些人的一些提法还是有进步，对媒体的态度有些官员还是不同的，当然这也跟他们的利益有一些关系。民间人士抗争方面，就时事评论来讲，最好的例子就是网络和传统媒体的互动。这种互动首先是新闻报道方面的突破，在网上网民的帖子，像《南方都市报》就把它搬到纸媒上，然后言论又进行跟进，网上的跟进、纸上的跟进，这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联合行动，构成了民间的压力，最后构成了官民互动。官民互动最后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达到妥协，是双赢的结果，比如重庆的最牛钉子户，就是多赢的结局，比如“华南虎”事件的真伪之辩，在道义上民间其实已经占了上风。官民互动除了解决一些事情以外，还构成了生存空间，这个生存空间有虚的一面，但其实也不虚，即道义上的这一面，很多人在民间得到了比较好的评价和比较正面的评价。道德评价系统在很多方面已经不是由官方主导，有些网管官员认为自己在网上是弱势，很多宣传官员也明白自己是弱势，因此出了问题都是用打招呼的形式，而不是用文件，这个不准报、那个不准批都是打一个招呼，不留痕迹，因为什么？因为他底气不足，心虚。道德评价系统的改变事实上导致了一种生存状态的改变，因此现在有了一种自由撰稿人，他们完全凭自己去写作、表达，而且不是迎合官方的。最明显的就是连岳、傅国涌，他们为公共利益写作，比《品三国》更有意义，更加能够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在话语上社会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最早的时候“弱势群体”这个词XX部不准用，说只准用“困难群众”，到现在它已经成了一个主流的话语。银行的官员也说自己是“弱势”，也用这个来标榜，“弱势”这个词汪书记也在用。有的人提出了“官僚性的利益集团”，这个词也比较合乎事实，很多党员其实什么权利都没有，只是普通党员。汪洋书记两会中还用了一个词，叫做“新三座大山”，这完全是网民的创造，这种词也会变成官方的语言。我觉得这种官民互动有它非常积极的一面，它代表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通过你的博弈、通过互相的妥协、让步，这个社会是互相影响的，这种影响把社会一步一步的推向前进。就像网络引起的事件去年就比前几年都多，这种互动有加剧的趋势，比如去年的黑砖窑事件，到厦门PX事件、到重庆钉子户事件，一宗接一宗，今年一开年又有很多事，从“很黄很暴力”开始，一宗接着一宗来。

                               七

  我们对中国的发展时评前景应该怎么样来评价，我觉得是要持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国际社会的压力是内生于中国自己的需要，因为你想你的产品冲出世界，要保持经济发展，这是不可逆转的，你要维持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你这个政权才不会遭遇特别大的危机，这样的话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你要维持这个发展速度，就要接受国际社会的压力，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个趋势是不可扭转的。在世界全球化、技术进步这些大的趋势之下，我们自己来争取我们自己的权益，这个权利意识不断崛起的时代，官员本身也会有一个分化。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根本的信念，就是相信人的本性。毛泽东搞的那一套为什么搞不下去了？因为他违背了人的本性，天天在那里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割资本主义尾巴，你要违背人的本性是不行的。民主、自由、平等其实跟教育的程度没有什么关系，每个人都不想受别人的欺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可能有等级观念，而现在你即使找一个保姆也不能有歧视，因为它不适合人的本性，她会觉得我现在穷才不得不帮你打工，但我并不比你低一等，这就是人的本性。因此要平等是人的本性，要民主也是人的本性，谁不想当家作主？夫妻之间为了主导权也争来争去，《金婚》里夫妇动不动都吵，看起来都烦了，其实就是为了争家庭的主导权。如果争不到怎么办？就用多数票来决定。因此这个民主就是基于自由、平等、人权，这些都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东西。因为我们一定要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我觉得赖斯驳“中国特殊论”讲得好，其实有什么特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公平的对待，受到良好的教育，这都是符合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不分肤色、不分种族的，我们相信这一点，要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权益去抗争。

     而且我们不要有那么强的精英意识，就会有比较强的民主意识，也不会对别人有那么多的敌视，也不会有那么强的道德优越感。人家可能在某些方面比你差一点，其实比你差一点只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同。我们汪洋书记讲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就认为自己在每一个问题上都不如人，我之所以胜过别人是因为我有一个追求智慧的心，我总是在向别人学习，精英意识强的人这一点特别要不得。写作的时候不能居高临下，你没有精英意识，不自以为道德上高人一等、智力上高人一等，就会有一种宽容心，允许别人跟你争论。这个世界上最荒唐的事可能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精英的人干的，“民主柬埔寨”是最残忍的，那些领导人都是从法国回来的留学生。精英意识要不得，标榜自己草根也没有什么好。他哪一单事做得不好你就批评哪一单，然后讲一个道理，当然这个道理也是代表你自己的看法，可能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像美国的法官很专业的，首席大法官是终身制的，相当专业，而陪审团的人是不专业的，只是凭着他的直觉来判断。我觉得写作的态度要有一种宽容的心态，不要把自己看高，也不要把自己看低。我们讲的公民写作也是这样的意思。什么叫公民？你参与公共事件、公共讨论，你是一个公民的身份来行使你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一点有的人持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公民写作是区别于专业写作的，《南方都市报》他们对这个概念的定义可能也是比较狭隘的。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所有人不管他是专家还是教授，他在写作的时候其实都是以公民的身份写作，你谈的问题对不对，你的专业背景这是一方面，但你不是以精英的身份，而且你也不是对精英来讲话，你不要瞧不起别人。
        今天讲了很多，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听众2：我是《南方周末》的读者。回到主题上来，我想问一下关于时评的问题。时评作者到底是一个局外人还是局内人，这个立场我想请几位老师讲一讲，如果是客观的话就是局外人，等于是旁观者清，我看到你们两家吵架，我自己就像一个评论员一样在评论。但如果你不介入到里面，比如说你不代表某一方面的利益，农民工的利益，或者说是资本家利益，我的意思是我作为一个评论家，只是想感受这些东西，你觉得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比较合适？因为在中国没有反对党，任何评论家一出来肯定是他的对立面，所以就把你逼到反对党的立场上去了。

鄢烈山：我刚才讲到法国的雷蒙．阿隆，他就给了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叫做“旁观的介入者”，这是非常明确的定位。他搞公共写作，谈公共问题，肯定就是一个介入者，要发言，但是一个旁观的介入者。介入者是一种立场，旁观是一种写作的态度，写作的时候要用旁观的态度说这件事，这一点很重要。至于说一般的人的利益诉求，当然很明显我要表达我的诉求，我就是要加工资，这是很明确的利益诉求。政协到底是什么机构、什么身份？就是说对社会来讲，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表达权、发言权？你光说为了你自己发言，不是代表所有的人发言，那不对。我觉得张茵这种立场既是对的——我就是企业家，我当然要代表企业家说话，又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表达权？政协都是精英在发言，平民没有，这就是不平等。就我自己的写作实践来讲，我写过几篇文章，我是采取一种尽可能公正的立场来表达。比如说城管，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城管为什么招人恨？》。没有城管，人行道都占满了，比如天桥、地下过道都堵塞了，城管管是应该的，问题是怎么管，暴力肯定不对，职能划分应该怎么搞？其实做这些事的人，摆摊的，上街“执法”的都是一些社会底层的人。我还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最大的不公是教育不公”，后来又写了一篇《对杨秀英们讲实话》，说的一个甘肃女孩和她的弟弟两个人都要上高中，结果父亲让拈阄，她的弟弟去念书，她去跳崖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社会现实里面，政府应该尽可能提供公共资源，要让孩子们上得起学，但是现在只能做到九年义务教育；你作为一个甘肃农村女孩，能上完初中，父亲让姐弟拈阄上高中，他不重男轻女就已算不错的；如果说不能上高中你就去跳崖，当然这里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至少是不理智的。后来余杰他们写文章说我是共产党的帮凶，我觉得这种说法就不是客观的态度，官方有些事情你是应该批评的，但不是无条件去指责。刚才何雪峰讲到有人逢官必骂，这样不好，不要把对方当敌人，要尽可能挖掘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温家宝3月18日的答记者问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一直是我们心中想表达的。他以前讲的普世价值，这符合我们的愿望；这次他讲要尊重每个人，要依法维护每一个合法权益，要在平等公正的条件下给每一个人提供发展机会，特别强调“每个人”，他能够把这个话讲出来，我为什么不可以讲，至少我讲这个话是名正言顺。我们讲人权、讲人道主义，即使是一个假的许诺，但至少“名不正则言不顺”，我现在这样说起来就顺了，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责备“你光说不做”。什么叫“共同语言”？首先是舆论上达成一个共识，有一个承诺，然后就是要你实践、兑现。

        2008年3月29日讲，31日订正速记稿，漏掉的不补。